下班路过书报亭,在醒目的位置看到了胡舒立团队——财新传媒(Caixin Media)——制作的《新世纪周刊》,封面文章《争锋李庄案》。期待已久,立即买了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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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杂志112页,较原来的《财经》杂志薄了些。但考虑到新杂志是周刊,《财经》是双周刊,可以理解。杂志刚改,广告还没能回复到以前的规模,因此其中的广告页也少了不少。

看了些文章。作者还是那些作者,文风都很熟悉,水平没有下降。沈联涛、谢国忠、季卫东、北岛等专栏作家也继续写各自的专栏。封面系列文章《争锋李庄案》、《龚刚模案主角变配角》、《嫌犯被诉之旅》以及季卫东先生的评论《期待司法涅槃》等四篇文章将李庄案及案件所涉及背景问题——刑事辩护制度——以公共媒体的方式基本都覆盖并且讲清楚了。文章并未直接批评重庆的“唱红打黑”运动,但通过对事实的列举,亦现臧否。

其他财经、金融资讯类的报道也是一贯的风格,选题的角度和文章的深度都挺好。最后也有科技、环境及文化类的文章。总之,这份杂志可以说是完全克隆原来的《财经》,而且是原班人马的克隆作品。

另外,编辑团队财新传媒的网站——财新网——也推出了.网站的英文名,也是域名,叫Caing.com,与财经网的Caijing.com两个字母之差。财新网三列式布局,白色背景,蓝色标题,黑色文字,看起来简单大方,观感较原来的“财经网”更佳。内容上编辑团队显然早有准备,目前网站已经填满并且内容很丰富,视频资料也已经上线。

胡舒立、杨大明和王烁三人在刊物开头的的《编者致辞:新世纪新十年,我们同在》中写道:继续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与拓进。因为我们,作为职业新闻人,一如既往地相信,这种努力在转型的中国是可能和可行的,有价值更有需求,而其进展关乎中国的未来。

从这期《新世纪周刊》来看,如三驾马车所言,胡舒立和她的团队显然并未因出走而放弃原本的新闻理念和办刊风格。虽然团队名叫“财新”,读起来像是一个单纯的财经媒体,但作为正式的“改刊纪念号”的本期《新世纪周刊》的封面文章却依然是一个以法治问题为核心的李庄案,这应可视为入主《新世纪周刊》后的胡舒立团队对新闻理念和办刊风格坚守的一个证据,也给原来《财经》的读者们发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

这个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社会,即使同为进步的促进力量,也有不同的推动方式。就在今天,饱受折磨的Google公司的法律顾问大卫·多姆德宣布Google正在与中国政府就管制和网络过滤等问题谈判,如果不能取得一致,Google将正式退出中国市场,同时关闭Google.cn。就目前的形式看,多姆德所称的谈判的结果基本可以确定,事已至此,Google也只有退出了。

作为一个信息传播为主业的国际互联网巨头,面对中国目前愈加严峻的政治气氛,Google选择了退出来表达自己的理念。但胡舒立的团队在经历了一场风波之后,选择了坚守。两种做法都是一种推动:Google选择了牺牲,来表达自己对目前桎梏的反抗,向社会传达了在自由问题上决不妥协的社会责任理念;胡舒立则通过在体制内继续扮演啄木鸟的角色来继续推动这个社会的开放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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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和朋友吃饭时也曾聊到刚刚平息的胡舒立团队入主《新世纪周刊》后和原杂志近20人的编辑团队产生的人事风波。朋友以这一新的“鸠占鹊巢”似的新人事风波为例,认为不可神化胡舒立,切勿迷信她,并批评胡舒立的做法。我十分认同这位朋友所谈的不要神化合迷信胡舒立的观点,但就此次新人事风波而言,我认为也不必过多批评胡舒立,更不可上升到道德的高度。

个人认为,此次问题不像胡舒立和《财经》背后的联办之间的人事风波,牵涉到编辑团队持股、新闻理念及编辑权力等复杂问题,而仅是一场经济问题。可以确定的是,原编辑团队肯定无法留下,这点从他们之前编辑的刊物的质量可以看出这个编辑团队的水平十分一般,或者至少同胡舒立团队相差甚远,无法达到即将改版的新刊物的要求。这个编辑团队如果真的有水平,也不会把一个新闻杂志经营的有些娱乐化,更不会穷困的拖欠工资和稿费超过1年之久,这点对比下原《财经》杂志的巨额广告收入以及改版后杂志广告的巨大变化即可看出。

既然结果已经注定,那么可供谈判的就仅剩“分手”的方式和补偿多少的问题。这是一个劳资问题,胡舒立团队入主后“赶走”原来的记者编辑,相当于提前解除劳动关系,根据劳动法,违约要赔偿,这个是天经地义。估计之前双方就补偿的数额存在分歧,于是原来的记者编辑们一起将自己塑造成“鸠占鹊巢”似的受害者形象,以此公关,形成舆论压力,正确谈判筹码。客观而言,这种手段也是一种劳资博弈技巧,亦无可厚非。最后,双方达成一致,和平分手,原记者编辑团队全部离开。

在目前的环境下,运营一份好刊物实在是极其困难的工作,也是十分难得的。祝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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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2009年已过大半,今年以来的《财经》杂志没有特别让人击掌叫好如去年开年的鲁能案那样的文章或专题,颇有些遗憾。但《财经》的力量永远不能忽视。正在在目前这样一个因所谓甲子大庆而万马齐喑节骨眼上,8月31日出版的《财经》以《器官何来?》作为封面文章,做了一个被称为目前为止对中国器官移植“产业”最为完整和深入的新闻调查专题。

2009年6月,贵州省西南州兴义市威舍镇发生了一起“杀人盗器官案”——一位长期在此小镇乞讨且颇为当地人喜欢的流浪汉被杀死,身上内脏器官全部被摘除。经过调查,案件线索指向当地一名无证医生赵诚和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发生齐二药假药致人死亡案的医院)3名医生(其中一人叫张俊峰,为该医院做肝移植手术的医生)。目前案件调查尚未有最终结论公布,但现有的信息大致勾勒了该案的过程:赵诚事前联系好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张俊峰等人,他们赶到贵州,在赵诚“杀死”(不确定,可能是活着的时候摘取的,据一名参与过摘除死刑犯器官的交警透漏的信息,死刑犯的器官大都是在死刑犯尚未死亡的时候摘取的)流浪汉后摘取了其内脏器官,然后赵诚将尸体抛入水库。

贵州威舍镇发生的案件并非是个案。《财经》杂志在专题中还提到了2006年11月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发生的一起首发类似的杀人盗器官案,被害人是一位精神失常的乞丐。其实,坊间也常流传有类似的传言,最为恐怖的或许是某些令年轻父母们听到心惊胆颤的拐骗儿童盗取器官的传闻(2005年广州一女孩失踪,传言说女孩尸体被发现后心脏没了,后当地公安局称是谣言,事实到底如何无定论)。但无风不起浪,公安机关辟谣本身的可信性也是个问题。事实上,广东地区是中国非法器官移植问题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前面所说的两起查实的杀人盗器官案的涉案医院都是广东的,今年年初被曝光的17名日本人在华“器官移植旅游”事件也是发生在广州。不单单是广州,《财经》此期专题告诉世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非法器官移植国家。

当然,杀人盗取器官只是非法器官移植行为中比较极端的一种,虽特别容易挑动人们的神经但却较为少见。但非法器官移植更为隐蔽、但数量最为庞大、国际影响最为恶劣的则是另外一种:摘取死刑犯器官。

看过此期专题后才知,原来刑法上所规定的死刑的执行并非像想象中的那样一枪或一针毙命然后了事,合适的死刑犯(年轻体壮,身体健康)在被执行死刑的“同时”还会被“公权力”摘取身上可用的器官做“废物利用”。我们的国家在1984年(一个充满荒谬象征意义的数字)规定摘取死刑犯器官需要死刑犯本人自愿,家属同意利用方可。但事实上,这种规定根本没有执行,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时家属一般很难接触到尸体,他们最后得到的只是一具骨灰盒而已,死刑犯的器官是否被摘取他们无法控制。还好,现在只向家属收火化费不收子弹费了。当然,如果家属有人或者有钱且肯花钱,还是可以留个全尸的——这是通行的规则。

中国刑罚执行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在国际上特别臭名昭著:其一是监狱服刑犯人在服刑期间参加劳动生产的出口产品;其二就是摘取死刑犯的器官。二者影响都很大,但相比之下,前者就算不了什么了,毕竟它只是牵涉到劳动报酬这一“小问题”,但后者就牵涉到人权乃至伦理学问题了。

中国每年被执行的死刑犯的数量一直都是国家秘密,成为国际学界及某些组织一直探讨的一个谜。但从被执行后的死刑犯身上摘取的器官占中国移植器官来源的绝大部分却是最近被官方人士公开承认的事实(2005年7月,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世界肝脏移植大会上承认,《财经》杂志提供的数字是90%以上)。

有人认为,死刑犯在生前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死后也就是一具尸体,是典型的社会“废物”,因而利用其器官造福其他人是值得支持的。这种逻辑和观点是支持利用死刑犯器官移植的主流论述。但从法律上看,死刑判决的核心是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权,其内容并不包括在执行死刑后再损害死刑犯的身体,更遑论摘取死刑犯的身体器官。由于生命权和健康权是人类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权利,是获得、维持其他权利的基础,因此对生命权和健康权的剥夺或限制必须基于压倒性的理由(这一“压倒性”的理由目前已经被广泛质疑,成为废除死刑运动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并需经过最为严格的审查。人死之后,与其相关的权利并未彻底消失,所以侮辱尸体也是一种罪名(我国刑法第302条规定了此罪),死刑犯的尸体自然也不例外。任何人从判决书的文本上都无法找到国家可以在死刑犯被执行后摘取其器官的判决文字,这也是为何国家要颁布《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和实体器官的暂行规定》,要求摘取器官应是本人自愿且家属同意的原因。

虽然自古以来执行死刑的方式数不胜数(这是中外法制史上一个比较血腥的研究领域),但人类自从自诩进入了文明社会并且日益重视人权以后,给与死刑犯人道的待遇也文明及人权保护的一种表现。总体来讲,对待死刑犯文明人道的变迁有如下变现:其一,快速的执行死刑,减少死刑犯死亡时的痛苦;其二,保持死刑犯身体的完整性——西方在这点上似乎和中国人有相通之处。早先西方喜欢把犯人活活烧死,既让其承受最大的死亡痛苦,又让其灰飞烟灭。后来西方多用用电刑和绞刑,但这两种方式仍会使犯人持续痛苦很长一段时间,于是采用枪决,但这种执行死刑的方法往往使死刑犯身体无法保持完整性,于是又发明了注射死刑,虽然这种执行死刑的方法技术要求特别高,因而成本也相应的十分高昂(当然,有不少国家现在仍在用绞刑)。

保持身体的完整性是中国人的一种古老习俗,而且是孝道的构成部分之一,身体因而具有某种神圣性,正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三国时期的夏侯惇同志的眼睛被箭矢所伤,为恪守孝道,自己把瞎掉的眼球给嚼着吃掉了,由此震撼三军。中国人也有“死有全尸”传统道德及宗教观念,死后“身首分离”或“死无全尸”为一大悲哀,这除了夏侯惇所坚持的因素影响外,另外一个因素可能在于国人传统的轮回转世观念:死的时候不完整,则轮回转世到下辈子就成了个大问题。在古时“枭首”、“斩首弃市”等使得死刑犯死亡且身体不完整的死刑方式都是十分严重且带有侮辱性的刑罚,其中以分离的最为严重的“凌迟处死”为最。如果是一般的砍脑袋,有条件的死刑犯的家属往往也会通过贿赂刽子手的方法给亲人留个全尸(既要砍死但又不让脑袋搬家,这是一门技术活)。现代中国农村中火葬依然受到强烈的抵制,也是因为国人传统的孝道和强烈的“全尸”概念的影响。子女若不能花钱让死去的长辈免除“火烧”的“痛苦”,会被认为是严重的“不孝”行径,因而受到邻里乡亲的鄙夷。

话说回来,作为死刑犯,除了个别十分高尚同时也值得推崇的愿意死后捐献器官外,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家属自然也希望死后保留个全尸,这一点和古人没什么两样。但有一样变了——尸体的价值。

在古代,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后真的就仅仅是一具尸体了,其对“外部”的价值或许只是从脖颈中喷出的鲜血——可以用来做人血馒头“治病”。所以,刽子手仅能在某些情况下凭借自己的手艺(是否一刀毙命减少痛苦,是否身首分离)来敲诈死者家属一笔小钱。但自从人体器官移植成为可能之后,由于器官需求量和供应量相差悬殊,因此可供移植的器官奇货可居,其价值自然也水涨船高。在死囚器官占器官来源90%以上的中国,死刑犯尸体的价值可想而知。《财经》本期专题中就曾提及,前几年因肝癌去世的演员傅彪在生前做过肝移植手术,其移植的肝器官就来自于山东一名被执行死刑的20多岁的死刑犯。

有利益就会有人角逐,利益巨大的器官自然也不可能被逃脱某些人的黑手,特别是死刑犯的器官。

首先,死刑犯的器官无需支付对价。如果公开摘取死刑犯的器官,那会被宣称是死刑犯自愿捐赠;如果是非法摘取(占大多数),则根本不会让外人(包括家属)得知,一切都是秘密进行。死掉的死刑犯是不会要求支付报酬的。

其次,该种器官来源量大。虽然被执行死刑的人数是保密的,但仍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以前学者或研究机构统计中国死刑人数是通过对各地报纸报道的死刑判决数量的累加方式完成,后来国家禁止对一般死刑判决进行报道,这一方式就失效了。大赦国际称2007年中国执行死刑407例,2008年1718例,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执行死刑数的总和。但这个数字可能未必准确,特别是2007年的数字有过低的可能。《财经》统计的中国肝移植数量在2007年由2006年的2781骤降至1832,降幅达34%。但据最高人民法院的信息,2007年中国死刑复核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之后,最高院驳回了地方上15%的死刑判决。再依据《财经》在专题中说死刑犯器官占移植器官来源的90%以上这个比例推算,则2007年中国死刑犯的数量上就会出现较大的出入。个人认为,国际组织统计偏低的可能性较大。但无论如何,我国死刑人数全球第一是无可争议的。

再次,这种器官风险小。正如《财经》所报道的,整个移植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利益链条,有像贵州野医生赵诚这样冒着杀头的风险杀人盗取的,也有通过钻法律漏洞通过所谓“合法途径”卖掉自己器官赚钱谋生,但上述方式毕竟是违法或者游走在法律边缘的,随时有被法律“制裁”的风险。但摘取被执行死刑的死刑犯器官则几乎是一种零风险作业方法。原因很简单:这个利益链条中有公权力在参与。

在上学时,一位研究刑诉法的老师曾在交流中解释为何我国死刑犯众多,其中一个原因很少为外人所知——成本。据这位老师所说,监管一个犯人的成本相当于东中部地区供养一个五保户的成本。如果不判死刑,则所判的兴起显然会很长,政府所负担的费用也随之增加。这个因素应算是促使国家死刑人数居高不下的一个反面因素。但考虑到器官移植问题后,我在猜想,摘取死刑犯器官的高额利益,或许是导致我国死刑数量居高不下的一个正面因素。

在该期《财经》杂志出刊之前,很多人已经在Twitter上讨论杀人盗取器官案了,并进而引起了对我国移植器官来源问题的讨论。在该专题面世后,周曙光(Zola)在Twitter上公布了一份和一位曾数次负责在死刑执行现场执行交通管制因而得以现场目击摘取死刑犯器官的交警的聊天记录。据该“福娃”介绍,许多死刑执行现场都有等候摘取死刑犯器官的医生在待命,枪响之后立即动手(时间紧迫)。这位交警还透漏了一种特别血腥的摘取——摘取心脏。一般执行死刑时枪击心脏,但如果需要摘取心脏,当然不会打心脏,但也不会是打头部,而是打脖颈,而且还不能打到动脉。经过这种枪击方式执行死刑的死刑犯其实并不会立即死亡,只是中枢神经被破坏而不能有反应而已,也就是说,会活一段时间。在这段活着的时间里,他们的心脏被摘除——然后死亡。

这,这很恐怖!从法律的视角看,这些人不是在执行死刑,而是在故意杀人。只有国家才能执行死刑,如果国家执行死刑不成功(一枪没杀死),那仍然需要补,只要死刑犯还活着,他/她能在公权力的手中结束。医生在活着的状态下摘取死刑犯的器官,与故意杀人并无二致。而那些执行死刑的部门及相关人员,如果同这些医生合作完成这一犯罪行为,自然是渎职并且是故意杀人罪的共犯。

但这种严重的罪行,今天依然在进行着。

不久之前,美国著名杂志《纽约客》发表了对《财经》杂志的总编辑胡舒立的长篇采访报道,全文流露着对这位被西方媒体成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的认同和赞扬。这期《财经》有关器官移植问题的专题文章,让人坚信:她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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