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度: |  |  | | | |
【读品】今天在季风书园漕溪路店举办了“另一半的世界：都市贫民的生活现实”的读书讨论会，谈的书是美国城市发展问题专家迈克·戴维斯的《布满贫民窟的星球》，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吕新雨教授和纽约州立大学的郦菁博士作主讲人。此次研讨会也是【读品】举办的三农问题研讨会的一部分。
主持人鸣之
吕新雨教授所讲的观点同上次文贯中教授所讲的观点相差很大，可以说是相反的。个人对吕教授的观点大多不能认同。城市化的问题很多，贫民窟也是许多国家城市中令各界都十分头痛的难题。但我认为，无论城市生活、乡村生活孰优孰劣，无论城市化问题、贫民窟问题多么复杂，归根结底，摆在发展面前的终极问题是许多贫苦的人需要提高生活水平，或曰满足获得更好的生活方式的欲望。这种欲望的满足，需要更多的物质财富的支持，也就需要提高生产率和社会产出的总量。城市的出现，或曰城市化，正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出现的。
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中国农民要想提高生活水平，不能靠那捉襟见肘的一亩三分地来实现这个宏大的梦想。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必须实现农民身份的转变——由农民转化为城市人，亦即城市化。城市化过程中或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譬如贫民窟，但任何发展都是有代价的，也非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不能因噎废食。另外，也要考虑到城市化和贫民窟的问题的产生之间并非存在严格的因果关系，许多贫民窟的产生是政府渎职不作为的结果。即使暂退一步，承认二者之间有关联，但如果农民认为生活在贫民窟中比生活在目前的农村更好，那么为何要剥夺他们的选择的自由呢？
中国目前存在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据我个人的接触来看，许多农民工一方面由于收入的限制，一方面出于农民节俭的本性，在城市居住的房屋条件是十分差的，仅能保障日常最基本的居住和饮食需求，这种居住条件可能会比拉美及印度等国家的贫民窟条件好一些，但相比于旁边的正式的城市居民，他们所住的“蚁窝”何尝不是中国版的贫民窟呢？不同的是，中国版的贫民窟是较为分散的，没有外国那种规模罢了。另外，这些农民工，特别是来自中部及东部农村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条件大多远远比不上其农村家中的房子。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挣到钱之后的第一目标就是回家建新房。在目前的安徽，一对年轻人为结婚所准备的新房一般是上下两层共六间的宽敞明亮的楼房，单纯从面积上说相当于上海这种大都市中的别墅。但即使是这样，这些农民工还是会在春节过后立即返回到城市中狭小的蚁窝中继续打工生涯，甚至有人连续多年都不愿回家。为何？因为他们在城市中虽居住在蚁窝，但由于有稳定的收入，就可以消费到在农村中所不能，也无法消费到的生活产品，过一种总体质量远高于农村的生活。农民也是会精打细算的，他们知道在城市中生活得大于失。
另外，如果我们将目光放到西部偏远高度贫困地区的农村的话，也能得到相同的结论。读张立宪编的《读库0904》中马宏杰写的《西部招妻》一文，不难发现目前我国西部地区的农村的生活质量同拉美国家的贫民窟不相上下。相比之下，现代中国大城市中农民工所居住的蚁窝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天堂，这种蚁窝对这些生活极端困难的农民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的。如果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那么他们进城住蚁窝自然无可非议。
吕新雨教授谈贫民窟时也提到一种可怕的现象：失业农民，特别是无地农民毫无理性的涌入，或曰被驱逐到城市中，由于无法找到工作获取收入，只能沦为贫民窟的一员。藉此，吕教授也认为目前中国禁止土地私有并限制土地自由流通具有非常大的正面意义——固定的土地至少能为农民提供最后的保障和归宿。
吕教授的这种观点是许多人共同的想法，但因这种担心所维持的目前中国土地制度的代价就是农民永远被禁锢在少量的土地至上。这些土地，如其制度支持者所言，仅仅能够满足农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如果农民被永远禁锢在土地之上，那么他们就永远无法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享受同城市人一样多的社会财富。没有发展，三农问题也永远无法解决。这是一种极端的不平等——它同户籍制度一起，在每一个人刚出生之时就在其身上贴上“城市人”、“农民”的标签，并为他们定下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终极归宿。另一方面，这种观点可能也含有一定的智力歧视成分——农民群体是不理性的，不会精打细算，会为了短期的、微小的利益而出卖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并挥霍之，进而成为失地、失业的游民，成为贫民窟的预备成员。事实上，此种农民是客观存在的，但只是个别而非普遍现象，大部分的农民还是会有自己的算计的，他们也可以成为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人。真的是好吃懒做不可理喻之人，即使拥有比目前多十倍的土地，也依然会堕入贫困。这种人无论在什么样的制度下都是存在的，不能以此作为反对改革的理由。
另外一种反驳在是：中国农民之所以要把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和归宿，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就该如此，而是因为政府行为的适当和责任的缺失。建国以来的“以农养工”发展道路从农村廉价转移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到城市中去，造成了农村长时间的贫困。同时，社会保障制度仅覆盖城镇居民，而同样在辛苦劳动的农民却无法享有，这是一种极端的不公平和不公正。也正是上述不公平和不公正，造成了农民不得不把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和归宿，以替代他们本该应该平等享有的社会保障福利。这种选择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被不公的制度所强加的。因此，要想避免意外失地的农民沦落到贫民窟，根本的解决之道应该是政府履行其本应该履行的职责，归还农民本应该享有的社会保障福利，将他们从滑落到贫民窟的危险中拯救出来。
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将农民从贫瘠的土地中解放出来，给他们发家致富、获得更好的生活水平的朴素梦想以机会和空间。
昨天收到了主持人鸣之的邮件，想让我作为启明书社的志愿者谈谈与今天讨论主题相关的问题，提供些第一手资料。没太多准备，就简单谈了谈自己对目前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育的问题。
2009年夏，上海交大国际教育学院曾经将一批淘汰的桌椅（淘汰时因为桌椅做得太小，不适合身高体大的外国留学生，其实是几乎全新的桌椅，质量非常好）捐赠给启明书社，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需要的学校捐出去。本来打算将这批桌椅运送到安徽阜阳南塘村的启明图书馆，后来考虑到运输成本太高不划算，就改变计划运到了位于浦东川沙镇的皖蓼农民工子弟学校。我亲自将这批桌椅运送到了这个学校，在卸载完毕后我特意考察了该校的硬件设施，并向校长询问了师资及教学情况。
根据我的观察和了解，该校目前共有约720名学生，13个班级（包括小学部和初中部），28名教职工（教师人数低于28）。该校虽然得到了浦东区政府有关部门的一些支持和帮助，但其硬件设施依然很差：学生多，教室少，教室十分的拥挤；体育活设备缺乏（学校有在教学楼前面有个篮球场，但对小学儿童来说，显然意义不大），更不提其他文化艺术活动条件。软件上，相对于庞大的学生数量，教师数量明显偏少，而且教师水平也较差。综合来看，这种民工子弟学校的总体水平是落后于其学生主要来源地安徽农村的中小学校的。可即便如此，前往这个学校读书的学生依然源源不断，把每个教室都塞得满满的。
目前社会上对我国应试教育批判很厉害，但每当我看到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校的教育现状之后，我都认为应试教育有其正面意义，这在落后的农村特别明显。在落后的农村，由于软硬件的共同缺失，根本不具备开展同城市一样的素质教育的条件。当一个学校没有一间图书室，没有音乐课，没有美术课，没有体育课，大部分老师是初中毕业学历的老教师，让其转向素质教育无疑是缘木求鱼。片面强调一刀切的素质教育，会使得农村学校原本就较差的教学质量继续下降。在目前的教育制度下，农村出来的刻苦读书的学生在面对高考升学时，是可以凭借学习成绩同城市学生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的。应试能力是他们仅有的竞争资源，如果他们连应试能力也不行了，那真的是一无所有了。
农村学校的问题，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会更加严重。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中，城市学校中所有的素质教育在这里是看不到的，而同时传统的农村应试教育在这里也同样不见踪影。学生的流动性强，教学质量地，学校运作盈利性的目的（这在许多农民工子弟学校中很严重），政府教育资源的缺乏（如农村中存在的中小学之间的学科竞赛考试等地方政府提供的教育资源），都使得原本农村教育中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应试教育质量下降。城市的学生可以抛弃应试教育而选择素质教育，但这些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是无法选择的。
皖蓼小学教室内照片
图中桌椅就是启明书社送去的桌椅，认真看即可发现教室中靠墙一侧是3位小朋友们共用2个椅子。在另外一张图片中可知教室中间是4位小朋友共用3个椅子，中间过道十分狭小，前后排仅仅相连，没有多余的空隙。
我们在农村做图书馆时遇到的农村头等教育难题是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由于大部分青壮年都外出到城市打工，留在农村的一半只剩下儿童和他们的爷爷奶奶，这些儿童即留守儿童，这些老人即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儿童成长过程中所需的家庭亲情环境的缺失。长期原理父母生活，爷爷奶奶往往对独生孙子女加倍溺爱，也无法沟通，造成部分儿童性格发展不健康；其二是狭义的教育问题。空巢老人们自身文化水平有限，大多是文盲，根本无法承担起儿童课堂之外的教育职能，于是儿童们的课外生活也就等同于目前低速泛滥的电视生活了。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出现，使得农民工打工之时能携带自己的孩子一同生活，并让其在这类学校中接受教育。这种做法解决了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中的“留守”问题，保障了儿童成长中所必须的家庭亲情环境。但是，这并未解决儿童的教育问题。由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种种缺陷，这些儿童所接受的教育质量事实上是下降了，而非上升了。
无论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教育是否把人都灌输了“城市生活至上”的错误思想，但要想从本质上改变农民的生活状态，仅靠他们目前所出卖的的廉价劳动力是不行的，必须辅以教育。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代人因为年龄的关系或许已无可挽回，但他们的下一代则必须接受比他们爸爸妈妈更好的教育，否则也只能重复父辈的命运。
下一代人的命运，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认真思考的问题。国人总希望下一代避免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这种想法涉及的领域很多，争议也多，但下一代人应该比上一代人享有更好的教育，应该是人类社会无可争议的共识。
季风在漕溪路百脑汇5楼（天主教堂对面）宽敞明亮的新店
（看到此也心酸，想想上面皖蓼学校小朋友们的教室的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