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观察之一

根据信托行业发展现状及个人从业经验,笔者认为信托行业的市场化发展也面临着自己的“攻坚区”和“深水区”问题,其中最为迫切需要趟过的,毫无疑问当属“刚性兑付”难题。要理解和解决“刚性兑付”难题,则有必要从信托业的市场化发展背景出发,认清其现状,把握其未来,探寻可行的市场化解决路径。

 

一、信托业市场化发展的背景

自从2001年《信托法》颁布以来,中国银监会在2006-2010年间相继出台了《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业内统称“一法三规”),为信托业的市场化发展确立了基本法律制度和监管框架。辅之以其他一些具体监管法规,信托业监管脉络基本清晰。历史表明,一法三规规范下的信托业发展,符合了我国市场化进程的需要,是较为成功的机构发展和监管实践。

在中国过去一轮经济快速发展的周期中,国内企业因发展需要,融资需求强劲。另一方面,广大居民亦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的果实,家庭财富不断累积,通过对外投资实现资产保值、升值的需求日益上升。在宏观经济形势良好,社会融资需求端和资金供给端相互匹配的市场大背景下,信托业获益匪浅。截至2014年1季度末,全国68家信托公司管理信托资产规模达11.73万亿元。信托行业由一个刚经历过全面整顿的金融行业后进者,迅速发展成为今日仅次于银行业的第二大金融行业。

在今年初召开的信托业年会上,银监会主席助理杨家才同志充分肯定了信托行业对我国利率市场化的积极促进作用。可以说,信托业此轮繁荣发展,是其顺应并积极参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大趋势的结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就完善金融市场体系问题指出,要“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从《决定》可以看出,市场化将是未来整个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主题。

 

二、信托业刚性兑付为何是伪命题

近年来,随着宏观经济形势低迷,以及“三期叠加”因素的综合影响,国内企业高速发展的势头出现拐点:一方面融资需求有增无减,一方面又面临资金供给减少的矛盾。从上市银行披露的2013年年报数据可以看出,我国银行业不良比率正在上升。同期,作为社会融资主要来源之一的信托行业也不断遭遇融资方违约事件,所涉资金规模少则几千万元,多则数十亿元。

虽然屡屡传出兑付风险,但整个行业并没有出现投资者大范围损失的情况。有评论者认为,信托行业这种不成文的“刚性兑付”潜规则严重违背市场规律,阻碍利率市场化,易催化道德风险。而在个别出现兑付风险的项目中,也有信托公司表示自身业已尽职尽责,明确拒绝刚性兑付。但是,这种拒绝刚性兑付的态度依然不能平息外界的批评。批评者声称,信托公司未尽职责,欺骗了投资者,甚至推论出整个信托行业都是庞氏骗局。

上述两极化的批判乍一看都有道理,实则是矛盾的,是不全面的。笔者认为,信托业的所谓“刚性兑付”,本身就是一个不能成立的伪命题。

毋庸回避,信托公司“刚性兑付”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即当信托项目出现兑付风险时,有些信托公司会以自有资金,或由股东等相关方出面收购出现风险的信托资产,确保投资者信托利益获得兑付。

但深入思考不难发现,这种所谓的“刚性兑付”,本身就是信托公司市场化决策的结果,而非违背市场规律的结果。信托公司如此决策,可能是因为自身在履行受托人职责时存在重大失职,面临潜在的法律风险;也可能是其判断信托项目仅是面临流动性问题,以自有资金或相关方资金接盘在远期不会有损公司经济利益。信托因“信”而立,保障投资者利益是受托人的天职。在上述风险情况下,信托公司所谓“刚性兑付”行为既保障了投资者利益,亦未损害公司经济利益,并且维护了公司的市场声誉,可谓是一个多赢的结果,是一种值得鼓励的市场化行为。

当然,作为市场的一份子,信托公司也不可能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信托公司忠实履行了受托人基本职责,无重大失职,或者其缺乏承担所谓“刚性兑付”的足够实力,则其在项目出现风险时就缺乏保障“刚性兑付”的动力,或心有余而力不足。“刚性兑付”缺乏法律制度支持,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监管部门亦不会强行要求信托公司与市场规律和监管规则相对抗。因此笔者认为,所谓“刚性兑付”,从根本上看是一个无法成立的伪命题。

“刚性兑付”不但是一个伪命题,同时还是信托产品的一个风险因素。目前,部分市场投资者形成了信托行业“刚性兑付”的错误预期,于是出现了在持有无风险预期的同时,又认为自身应该收获远高于无风险利率收益的矛盾现象。这一矛盾现象有违基本的市场规律,是不可能长期存续的。

笔者认为,上述风险和收益相背离的矛盾现象在另一方面恰好揭示了所谓“刚性兑付”的风险水平和风险定价机制。如前所述,“刚性兑付”是缺乏法律制度支持的。信托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远大于其自身净资产规模,客观上也缺乏百分之百保证刚性兑付的经济实力。因此,“刚性兑付”也是有风险的,而有风险就有风险对价。基于此,任何一支信托产品的投资者预期收益中除了包括通常的融资方违约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传统风险定价外,还包含了市场对信托公司“刚性兑付”能力及意愿风险的一个市场定价。

更为特殊的是,信托公司“刚性兑付”能力及意愿均是建立在错误预期下的错误判断,不具备客观的标准,因此产生了预期的严重不确定性。这一不确定性,反过来又抬高了对“刚性兑付”的风险定价。

考虑到我国信托行业的庞大资产规模,有关“刚性兑付”的风险定价机制可以看作是信托行业遵循市场规律的结果,不是哪家信托公司能够决定的,更不是所谓“刚性兑付”潜规则所能够决定的。

 

三、99号文后的刚性兑付合法化争论辨析

“刚性兑付”虽是伪命题,但却是一个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是信托业市场化发展进程中无法绕过的“攻坚区”和“深水区”。特别是今年4月10日中国银监会颁布《关于信托公司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又称“99号文”)后,有关“刚性兑付”的争论再次引起整个行业的密切关注。

有评论人士认为, 99号文中所要求的“建立流动性支持和资本补充机制”(信托公司股东应承诺或在信托公司章程中约定,当信托公司出现流动性风险时,给予必要的流动性支持。信托公司经营损失侵蚀资本的,应在净资本中全额扣减,并相应压缩业务规模,或由股东及时补充资本),表明监管部门要求信托公司及其股东对风险项目承担“刚性兑付”责任,是监管部门对“刚性兑付”潜规则的合法化、长期化。

在随后召开的2014年一季度中国信托业运行情况报告新闻发布会上,监管部门明确指出,“这些对股东的要求不是过高的要求,不能把股东责任解读为刚性兑付。”

仔细研读99号文不难发现,监管机构所要求的流动性支持,是建立在信托公司出现流动性风险的前提条件之下的。《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出台后,信托公司在日常运营中受到净资本充足的约束。如果净资本不足,则表明信托公司出现流动性风险,危及信托公司短时期内的正常经营,因此作为股东应该给予必要的流动性支持,补充净资本。

但信托公司流动性风险并不等同于信托项目流动性风险。我国现行《信托法》及相关配套法规均明确规定了信托公司固有资产和信托财产相互隔离的基本原则。如果具体的信托产品出现流动性危机,信托公司应按照市场化机制进行处置,此亦99号文所言的“按照‘一项目一对策’和市场化处置原则,推进风险处置市场化”的本意,也是“在信托公司履职尽责的前提下,投资者应遵循‘买者自负’原则自行承担风险损失”的市场化发展方向性要求。

信托公司如果动用自有资金受让风险项目信托受益权,的确可能引发自身流动性风险。但如前文分析,此中行为属于信托公司及其股东的市场化决策,股东自当提供流动性支持。从法律上看,此种流动性支持并非直接流向具体的信托项目,不能据此认为监管机构是在明文要求信托公司直接进行“刚性兑付”。

显然,那些认为99号文是将“刚性兑付”合法化的人士未能正确解读监管本意。其实,如果从此种观点的逻辑出发,亦可发现其解读根本不具备可执行性。

例如,信托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在公司治理上首先要满足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基本原则。监管机构要求股东出资践行“刚性兑付”显然与此基本原则存在根本性冲突,实践中无法实现。或者如前所述,即使信托公司公司有履行“刚性兑付”的主观意愿,也可能缺乏履行的客观经济实力。

又如,我国目前68家信托公司大多含有国有资本成分,有些是控股,有些是参股。根据我国国有资产的管理要求,国有股东显然不可能在具体的信托产品出现风险时动用国有资产去补偿受益人的投资风险。6月20日,国家审计署发布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2012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国家审计署指出,“2011年和2012年,(中石油)所属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和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信托计划所投资企业持续亏损的情况下,按原值受让了其中由15个自然人认购的信托计划,代为承担了784.83万元投资损失风险。”昆仑信托的此种行为属于典型的“刚性兑付”,而国家审计署在审计结果中将之认定为违规,并要求相关方整改。由此可见,我国政府是禁止国有信托公司在实践中进行“刚性兑付”的。

从上述正反多个方面出发,我们均可以辨析“刚性兑付”合法化观点的谬误。然则从文件出台后的舆论反映看,此类错误观点仍然给市场带来了巨大的震动,甚至有部分不规范的推介机构以此为依据,向投资者灌输银监会发文要求信托公司“刚性兑付”的误导性宣传。这种情况的出现,更加彰显了解决“刚性兑付”问题的迫切性。

 

四、刚性兑付伪命题的市场化破解之道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关于当前改革的整体形势,李克强总理曾经指出:“当前改革进入了‘攻坚区’和‘深水区’,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干可能不犯错,但要承担历史责任……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社会领域要更好地利用社会的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的力量,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这也是改革的方向。”

“刚性兑付”虽然是信托业市场化发展的“攻坚区”和“深水区”,但必须趟过。信托业过去的蓬勃发展得益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自身发展的市场化,其进程同样“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必须沿着市场化的方向坚持走下去,并在市场化的过程中破解“刚性兑付”伪命题。在具体路径上,笔者认为应从制度上的顶层设计和行业自律两个方面着手。

1、打破刚性兑付的顶层设计

如前所述,信托公司选择“刚性兑付”有着多个方面的考量,但最直接的仍是现行监管法规关于受托人违反职责后赔偿责任的严格规定。

根据《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的规定,信托公司在所有集合资金信托合同封面上都需特别注明以下提示内容:

“信托公司管理信托财产应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信托公司依据本信托合同约定管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风险,由信托财产承担。信托公司因违背本信托合同、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而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由信托公司以固有财产赔偿;不足赔偿时,由投资者自担。”

上述有关受托人职责及受托人违背受托人职责后的责任的规定是信托公司履行受托责任的基本依据。遗憾的是,“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的规定过于笼统,监管机构和司法实践均未给出相应的实施细则,受托人职责边界模糊。一旦信托项目出现兑付问题,信托公司无法判断自身是否根据上述原则性要求履行了受托人职责,监管机构在执法时亦莫衷一是。

有参与《信托法》修订的专家指出,未来的《信托法》将把信托责任推广到证券、基金、银行理财甚至私募等业务领域,相应承担自产管理职能的机构均需承担信托责任。这一建议最终结果如何目前尚不可知,但却为破解信托行业刚性兑付提供了一种参照。

众所周知,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我国证券、基金行业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投资者风险自担理念,目前已经罕见股票投资者或基金投资者因投资产品的亏损而要求相应管理机构赔偿的事例。笔者认为,监管机构或许可以参照证券、基金行业已有的有效经验,制定有关受托人职责的实施细则,明确受托人职责边界,供信托公司遵照执行。一旦出现兑付事例,即可作为定纷止争的依据。

令人欣喜的是,银监会在99号文中也注意到了既有规定过于模糊的问题,明确要求全行业“加强尽职管理”。根据《2014年一季度中国信托业运行情况报告》对于上述要求的后续阐释,信托公司的业务运营中必须做到“七个尽责”:一是产品设计尽责,不得“埋地雷”;二是尽职调查尽责,防止存盲区;三是风险管控尽责,避免有漏洞;四是产品营销尽责,不得有欺诈;五是后续管理尽责,不得有疏忽;六是信息披露尽责,不得有隐瞒;七是风险处置尽责,不得谋私利。同时,信托公司应对这七个尽责进行全方位、全过程、动态化管理。

但欣喜之余,我们同时也应注意到,银监会所言“七个尽责”仍属于概括性规定,尚不足以形成完整、明确的执业规范。即使信托公司未能“恪尽职守”履行受托人职责,形成对受益人的违约,不同程度违约行为对应的损害赔偿尚无明确规定。反观现有民事法律法规,缔约方违约行为也分三六九等,有轻微违约,有严重违约,有根本违约,不同程度违约对应不同后果及赔偿责任。规定细致,方便适用。

作为法治国家,法院是法律纠纷的最终裁定者。相对于每年庞大的新增信托项目数量,国内涉及信托公司的法律诉讼却非常少。根据百瑞信托陈进同志的统计,2013年信托公司年报披露的诉讼仅有60余起。而由于“刚性兑付”的客观存在,有关受益人与受托人产生的受托人职责问题的诉讼全年为零,历史上也较为罕见。对于个案而言,诉讼并非好事;但对于行业而言,有关受托人职责问题司法实践的缺乏,直接导致业界缺乏权威的司法解释作为详细的执业标准,只能根据监管及自身的理解行事。未来如若真遇到受益人起诉信托公司未尽到受托人义务的案件,很可能会出现安信信托在纯高置业案中遇到的尴尬局面,即法院裁决信托公司自行创造的所为“收益权”缺乏法律效力,不得作为财产权进行交易。

无规矩不成方圆。对于刚性兑付这样积弊已久的顽题,行业及监管机构可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有关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从顶层设计入手,明确受托人义务边界及深度,出台相关实施细则,让信托公司在发展的高速路上有章可循,有规可依,降低“刚性兑付”风险。

2、加强行业自律,严防执业与道德风险

在一些出现兑付风险的案件中,部分从业人员暴露出执业能力不足的问题。相关人员未能发现本应该发现的风险因素,给项目后续推进及运营埋下了“定时炸弹”。而随着党和政府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强,信托行业也暴露出不少违法犯罪案例。从目前披露的部分情节看,部分从业人员的确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

从业人员的执业与道德风险,既损害了社会投资者的利益,也侵蚀了信托业以信为本的声誉和机构自身的安全。进一步看,因为从业人员的职业与道德风险,信托公司在当前发展环境下不能“自辩清白”。再结合受托人义务的不明确,加剧了信托公司“刚性兑付”的压力。亦正因为此,99号文明确要求信托公司严防道德风险和案件风险,强化依法合规经营,严防员工违法、违规事件发生。

笔者认为,在监管部门从顶层设计入手明确受托人职责边界的同时,信托行业有必要通过行业自律机制,将对从业人员执业能力和道德水平要求融入到受托人职责之中。信托业可借助当下信托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建立从业人员自律规范,把执业能力和道德水平作为自律规范的核心内容,并建立相应的处罚细则。在必要时,监管机构或行业协会可对某些严重违法自律规范的人员处以行业禁入处罚,清除害群之马,保护投资者利益,消除引发“刚性兑付”的道德风险因素,维护行业声誉与安全。

 

五、结语

从市场中来,到市场中去。信托行业“刚性兑付”伪命题,是在行业市场化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笔者所提两点破解建议,亦是从市场化视角出发,立足现状,力图通过市场化手段予以破解。希望在未来的十年,乃至百年中,我国信托业市场化之路能够走得更加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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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周末的,保监会的项大佬终于被抓了,谣言又成了遥遥领先的预言。“保险业姓保,保监会姓监。”这句话现在听起来,分外滑稽。

这位中国保险业首席推销员,在其任期内促使了中国保险行业最刺激的突飞猛进。各种创新层出不穷,却没创设一种“乌纱帽被撸险”。

过去这几年,保险行业风头强劲,屡屡占据财经新闻头条。最早一批,当属生命人寿。举牌浦发银行、金地地产,一出手就是好几百亿的资金,宛如巴菲特转战中国,让整天围着十亿级项目的资本市场为之乍舌,见识了上百亿级别举牌的壮观,也见识了保险公司产品工具的核弹级威力。虽然银行是金融届老大哥,但在资本运用,特别是投资上的合规限制,使其在资本市场上与保险公司比起来相见形拙。

然则,张峻控制的生命人寿的控股权来源复杂。往前,可追溯到大连shide的徐老板。徐老板出事后,不少生命人寿的股权就流到张峻了。徐老板惹得那么大的麻烦,能从他手中接资产,能量之高,胆量之大,可想而知。

然则,去年,生命人寿的张峻进去了,公司年报也迟迟不不能公布。据记者报道,内部高管拒绝签字,还有人内部举报。而这位高管,来自保监会,是下海官员。保监会去查了一次,无果。后,二次进驻,至今仍无果。

张峻给资本市场立了一个大大的flag。聪明的资本市场大佬闻风而动,目光唰唰唰地盯住了“保险牌照”。搞保险,简直就是开银行,限制却少的多,某些大佬想大规模非法集资有了合法的新名堂,证监会隔壁邻居门口也热闹起来。结果就是,沧海横流,方显大佬本色——屌丝伪大佬去搞P2P,真正牛大佬就去申请保险公司牌照。保险公司,像前些年的担保公司一样,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生、扩张。

于是,同样来自广东的姚员外出场了。

姚员外眼光毒、狠、准,看出人生&社会导师·王·珠穆拉玛峰满嘴仁义道德,私下里小九九打得啪啪响,故意压低了一个好公司的股价以便自己紧吃。此前大牛市,这股价也没涨多少。难得一遇的股灾之后,价格更是低的诱人。姚员外出手也是果断,更是阔绰,直接开始买买买。干掉一个南玻A,差点得手万科A。成了第一大股东之后,还要清扫董事会。直买得上了财经头条,天下皆知。这戏一出出唱得比华尔街都精彩。

姚员外用的,也是保险公司。关于他家保险公司的股权代持、绕道增资等等问题,早已明盘,然则他和他的保险公司却能在聚光灯下不动如山,继续野蛮生长。甚至,在王大佬股东工会起诉姚员外资金来路不正,案件进入法院审理的敏感时刻,竟然能有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财经委副委员长——为其公开站台,公布研究报告,认为其收购资金合法。这要是在米国,就凭立法人员职业纪律问题,早炸锅了,然则人家却依然啥事没有。当然,许多人的目光都被主角吸引了,没注意到配角演的这一幕的意义。

相比接下来出场的许土豪,姚员外简直就是个耿直boy。姚员外只是自己买买买,许土豪干的却是打家劫舍的活,在半路里截姚员外的胡,抬高姚员外的收购成本,气得姚员外只能干瞪眼。你说你,用的也是保险资金,都是项大佬手下的保险兄弟,相煎何太急?

许土豪的目标自然不止和姚员外相奸,他的目标更大。正值央企和深圳政府出手,许土豪用几百亿的保险资金,进可敲诈姚员外,退则可以用来和政府讨价还价,硬索国企上市壳公司。

在商业范围内和政府做生意谈条件本属正常,但像许土豪这样看准政府七寸摆明了要挟,还是公开的,也是立了大大的flag。

随着筹码的减少,风声也紧了,半路截胡不好玩了,许土豪还玩起了季报前买入,季报后露脸拉高股价,再偷偷卖出赚钱的游戏。赤果果的打着官家的保险牌照旗子,收割平民老百姓的钱。这一切都发生在刘老板的“妖精论”、“强盗论”之后,官家证券二小姐依然被许土豪调戏。如果说举牌还只是野蛮,影响的是资本大佬和老百姓无关的话,那许土豪此举就把吃瓜群众和监管者一起强奸了。上下难堪,人神共愤。

几乎同一时期,山东的某家银行,被爆出管理层用几百多亿元资金,伪装成贷款,放给外面的民营企业,然后反过来增持自己银行的股权。还有一百多亿,给到一家保险公司,用于增资,增资之后再用来增持自己银行的股权。光天化日之下,硕鼠搬家,不是一粒一粒,而是一车一车。犹如皇帝新衣,吃瓜群众们都看的清楚,却依然能够通过保险监管的审批。

就在去年初,项大佬还在媒体镜头下,还公开表示资本市场刘老板会喜欢他手下的保险公司买买买。在项老板眼里,自己带着一群看成资本市场天团阵容的土豪们在逛街,焉有卖东西的不欢喜的道理。更何况,这卖东西的,刚玩出一场大火,损失惨重,耗费了消防队规模空前的人民救济粮。此时我带粮救援,隔壁兄弟单位还不感激涕零。想到这里,估计项大佬为自己的聪明点了无数个赞。只是没想到隔壁笑而不语。

去年12月,整天被金融街金购中心门口吉祥物们氪的证监会刘老板,转眼扮成了孙悟空,“妖精论”和“强盗论”一出口,整个资本市场都沸腾了。看过西游记的都知道,孙悟空也是组织部长观音菩萨安排的,带着任务。既然是组织的人,按理说要照顾战友的面子。万万妹想到,在众目睽睽之下直接踹了隔壁的门,力大势沉,石破天惊,激起千层浪。

据财新网报道,隔壁保监会副手,当时正在出席论坛,会场听闻消息后脸有愠怒,立马要走人。后来在主办方的劝说下,完成了上台发言任务,顺便响应了刘悟空,表示保险公司绕开监管的套利行为,“严格意义上就是犯罪。”言语之间,百分勉强,万分愤怒。只是这愤怒,不是针对妖精和强盗,而是隔壁打脸的孙悟空。十天之后,项大佬才出来表态,再次强调,“保险业姓保,保监会姓监。”虽言之灼灼,却总给人以亡羊补牢马后炮的感觉。

马后炮也是有威力的。两家监管机构的表态效果很明显,先是野蛮人大戏剧情发生惊天逆转,接着保险大佬的万能险断了粮,连带着姚员外的任职资格都被削了。

这就纳闷了,前不久还“来源合法”的保险业大佬,瞬间就各种违规了。到底是姚员外变形快,还是监管态度变形快呢?这是个问题。而无论后面监管手段多么重,始终洗白不了是在外界刺激下被动履行职责的印象。

据说姚员外紧跟政策,喜欢研究pepole’s daily 和 xinwenlianbo,一生都躲避上新闻,却在这两年搞出这么多大新闻,实在让人意外。

而项大佬,曾经的热血少年,南疆战场,扛过枪,负过伤;进了系统,冲在审计斗争第一线。还曾经写过小说,以自己为主角写过反腐题材剧本,名曰《人民不会忘记》。所谓“立功、立德、立言”,他差不多都占了,至少在送人签名版的书时,他是这样给自己定论的。而如今,曾经的反腐大剧编剧变身主角,演了一场现实版《人民的名义》。往昔明星般的屠龙少年,最终变成了恶龙,是让人唏嘘不已。

国家耗费了那么大的救济粮,几万亿撒出去后,撸了金购中心对面单位一个正部级,规了两个副部级,一个券商大佬自杀,一个资本市场巨鳄被收监。其中震怒,绝不是隔天就能平复的不顺心小事。在这个背景下,资本市场大佬们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按理说不难猜想。不知好歹的如屁球科技,搞出上千项董事会议案,结果被罚得找不着北。

而喜欢紧跟政策的姚员外,和觉得危难时刻买买买是送人情的项大佬,以及他手下的保险兄弟们,却觉得这正是他们最好的时光。自己腐烂不说,还越界捞食,不亦乐乎。

有句话,其实是个高压线——“大会之后,仍不知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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