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拓展业务过程中,信托业务部经办人员经常遇到一些企业主动接洽合作职工信托业务。该类业务基本结构为:企业工会出面向内部工会成员募集资金,然后以工会作为委托人,由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成立单一信托,再以信托资金向企业提供融资,或持有企业股份,并获得投资收益。

  此类职工信托项目多为单一被动结构,作为受托人的信托公司不承担主动管理职责,也不承担其信用风险。但笔者认为,因为此类项目中委托人的特殊性质,其合规性上值得商榷,信托公司不宜介入。

  一、职工信托现状

  在市场上,职工信托最常见的类型为融资类产品。2013年4月,海航集团通过旗下渤海信托推出一款总规模为5亿元的海航集团股权收益权信托计划。该产品的委托人为海航集团工会,认购金额门槛仅为1万元,收益率却高达13%,信托资金用于受让海南交管控股有限公司、洋浦建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海航集团股权的收益权。在此前的2010年,渤海信托也为海航集团发型了一款基本相同的产品。

  在此类信托产品的融资方中,不仅包括普通的社会企业,也包括一些地方政府。根据新闻报道,2012年,南京市鼓楼区教育工会委托长安信托和浦发银行,定向发行了一款总额5亿元,预期收益率达10%的信托产品。按照披露的信息,该产品认购对象为“鼓楼区财政供养人员”,认购金额为5万元。采用的方法很可能也是由工会作为委托人与信托公司发行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此外,改革开放以后,大量企业在改制过程中通过设立“职工持股会”的方式,让企业员工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享受企业改制带来的利益。信托计划的存在,实际上是实现股权的“代持”。后来,监管部门对职工持股会的主体地位持否定态度,也有企业希望通过职工持股会作为委托人嵌套单一信托的方式持有公司股份。

  如要确认上述几类具体产品的合规性问题,必须首先辨析工会与职工持股会的主体资质。

  二、工会与职工持股会的主体资质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于2008年6月13日颁布的《基层工会法人资格登记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基层工会依照本办法的规定经核准登记、领取证书后,即取得工会法人资格,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相反,职工持股会现在已经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证监会在2000年答复中伦律师事务所的《关于职工持股会及工会能否作为上市公司股东的复函》中曾提及,“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政部办公厅2000年7月7日印发的《关于暂停对企业内部职工持股会进行社团法人登记的函》(民办函[2000]110号)的精神,职工持股会属于单位内部团体,不再由民政部门登记管理。对此前已登记的职工持股会在社团清理整顿中暂不换发社团法人证书。”因此,职工持股会将木再具有法人资格。

  根据一法两规的规定,满足特定条件的自然人和法人可以作为信托计划的合格投资者。因此,从主体资质上看,工会具备了作为信托计划的委托人的基本资质,但职工持股会却不能,所以,职工持股会嵌套信托的交易结构,是不能满足合规要求的。

  虽然职工持股会不能作为合格委托人,但此类代持业务并非业务禁区。信托公司可以去除职工持股会,直接成立以企业职工为委托人的集合信托并为其代持公司股份。但需注意两点:其一是谨慎设计信托合同相关条款,避免出现企业决策及投资风险方面的纠纷;其二是集合信托中合格投资者人数上限问题,必要时可能需成立多个集合信托计划满足大量职工的代持需求。

  但对于工会作为委托人的信托产品,笔者认为,信托公司在在认定委托人资质之时,除了考虑其主体合法性外,还需考虑其资金合法性问题。

  三、工会资金用途

  正常情况下,工会所能掌握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其依法获得的工会经费。根据1999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布的《基层工会经费使用管理办法》关于经费使用原则的规定,工会经费需“坚持为职工服务原则。工会经费不得用于非工会活动的开支;不得支付社会摊派或变相摊派的费用;不得为单位和个人提供资金拆借、经济担保和抵押。”根据这一规定,工会经费的用途是限定的,即工会活动。

  如果将工会汇集的资金定义为工会经费,则该资金可以委托信托公司进行投资,实现保值增值。但问题在于,一旦定性为工会经费,所汇集资金在财产权上就属于工会所有,只能用于工会活动开支,不能再用于向职工分配本金和投资收益。

  如果工会向工会成员募集工会经费以外的资金,并且承诺以本金和收益回报,则就存在摊派或对外提供资金拆借嫌疑。考虑到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存在的“乱集资”问题,这种行为的性质就更值得探讨了。

  上世纪90年代末,政府针对社会金融乱象,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理整顿金融‘三乱’工作”。根据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整顿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的规定,我国政府明确“禁止任何地区、部门和单位从事以还本付息或者以支付股息、红利等形式向出资人、单位各个人)进行的有偿集资活动。对已经发生的,要逐一进行清理,落实债权债务。本方案发布后继续组织非法集资活动的,一律从严惩处。因参与乱集资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负责。”

  显然,工会汇集工会经费以外的资金正属于该方案所要打击的“乱集资”范畴。

  根据《集合资金信托管理办法》第11条的规定:“委托人应当以自己合法所有的资金认购信托单位,不得非法汇集他人资金参与信托计划。”虽然这一规定针对的是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对单一信托的监管存在模糊地带。但仔细推敲可以发现,这一条法规的重点在于“非法汇集”四个字。结合以往政府整治“三乱”的精神,并考虑到“三乱”现象所涉及的社会稳定这一政府尤为关注的政治问题,工会汇集资金投资并分配投资收益,显然已经属于“非法汇集”。如果工会资金来自于“非法汇集”,则无论这些资金最终是投向集合信托计划,还是投向单一信托,其来源均存在重大合规问题。

  因此,信托公司不能仅凭工会一纸“资金来源合法”的承诺函就免除自身审查合格委托人及资金来源的责任。而且,一旦融资方出现信用或流动性风险,引发群体性事件,其所带来额衍生风险对于信托公司而言是“不能承受之重”。

  四、结语

  虽然市场上以职工持股会或工会作为委托人的信托产品仍然不时出现,信托公司收益也较为客观,但因其合规问题,该类产品不宜列入展业范畴。作为受托人,信托公司承载着客户的信任,在管理信托财产时应“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这既是对客户财富的保值与增值负责,也是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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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2日,《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出台。根据规定,国际收支统计申报的范围为中国居民与非中国居民之间发生的一切经济交易以及中国居民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状况,申报主体为中国居民,包括境内机构。

这个申报办法,读起来和李总理要求统一不动产登记是一脉相承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对全体居民全部财产的“摸底”,并且登记造册,全国联网,方便查核。而且这个办法把摸底的手伸到了境外,显然意在打击中国居民往境外转移财产的行为。这招并不新鲜,美国就是榜样。

为打击美国居民向转移海外资产的避税行为,美国国会于2010年通过《外国账户税务合规法案》(The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FATCA)。2012年2月,美国财政部与美国国会公布了该法案的实施细则。根据“法案”要求,所有外国金融机构(包括银行、经纪人/经销商、保险公司、对冲基金、证券化工具及私募股权基金等非美国实体)自2013年起必须与美国财政部签署协议,申请成为该法案的“参加机构”。自2014年1月1日起,美国政府将对不合作的外国金融机构征收惩罚税。

“参加机构”须执行完善尽职调查程序以识别现有美国账户持有人,以及美国公民拥有的非美国账户,并从2013年1月1日起向美国国税局提供上述账户的信息。如有违反,将被课以30%的惩罚性税收,并可从外国金融机构取得的来源于美国的“可预提付款 ”[1]中扣除。

做为“参加机构”,金融机构必须对存款余额在5万美元以上的境外个人账户展开调查。金融机构需要确认客户是否为美国公民或居民,审查客户开设或维护账户时使用的身份信息中是否包含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印记(如出声地证明等等)。在实践中,金融机构获得此类信息难度较高,还面临相关法律障碍。即使能够得到所有信息,还需进一步征求客户是否同意开户银行向美国税务机关提供其详细个人信息资料。而对100万美元及以上的所谓高价值账户,金融机构还需进行进一步查询,对其过去长达五年内获取的各类文件予以详细审查。按照“法案”要求,高价值账户的文件审查和披露信息需在成为“参加机构”后的一年之内完成,其它账户在两年之内完成。“参加机构”合规和政治风险成本之高实际上是难以想象的。

美国这一通过本土法律强行要求非美国金融机构披露其美国账户持有人信息的域外管辖做法,在国际上遭到许多国家和地区监管当局及金融机构的反对。但同时,由于其在打击银行业保密制度及避税行为等方面的功能得到国际认可,越来越多的国家也正在积极考虑制定类似法规,并寻求与美国达成一定程度的互惠合作协议。

统一不动产登记工作,显然意在房产税。私下揣测,政府对近些年来境内居民向境外转移财产的信息应该有所掌握,只是尚未动用自己掌握的信息。同样,从这次新规的节奏看,政府很可能要有所动作。接下来,银监会很可能学习美国的FATCA,出台针对境内外银行账户监管的配套措施,要求银行机构,特别是外国银行机构提供中国居民账户中资产负债的详细信息,并对新开立账户的存款人身份及资金来源予以严格审查,如涉及中国居民或中国资金,必须向中国监管机构严格申报。如有违反,将课以惩罚性罚款。而且,负有申报责任的银行机构不仅仅指设于中国境内的金融机构,还包括这些金融机构在母国的主体,以及母国主体在其他国家开立的分支机构(实现长臂管辖)。

也就是说,即使一个中国人跑到花旗银行南极洲分行开立了一个账户,中国监管机构也能够要求花旗银行申报这个账户的全部信息,否则就向中国花旗开巨额罚单(冤也没办法)。

如此一来,无论是软妹纸,还是美刀,统统都跑不掉。

[1] “可预提付款 ”是指包括美国股票和美国债券产生的利息收入及红利收入,买卖美国股票或债券产生的总收益,贷款本金和利息,衍生品项下的支付等。也就是说,基本上和美国进行的任何金融交易获得的收入都可以作为惩罚的对象,征收其30%的预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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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立原因

成立联席会议,并不是新鲜的事务。如@周晓农所言,“通常在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复杂,牵涉面大时,就会采用联席会议的方式,来通气协商,互相配合处理。” 在这一方面,一行三会也搞过。如2009年,国务院批准设立“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由银监会牵头,对融资性担保业务进行监管。

当然,这次新成立的联席会议工作内容已不是具体某一领域的金融业务,而是整个金融领域的监管,这无疑是一次大的变动。
我国的金融机构及监管机制在上一次调整之后所秉承的原则是“分业经营、分类监管”,于是在监管层面就分别设立了一行三会。但是,而银行控股公司以及更新型的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却打破了这一原则。

2005年以后,中国开始了一些探索,进行了一些银行业综合型业务试点,逐步允许银行开设一些其他机构,如参股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等。

2006年数家大型银行上市融资之后,综合经营与海外扩张步伐加快推进。如交通银行提出,首先“积极争取成为综合经营试点行”,然后“在条件成熟时组建金融控股集团”。

事实上,目前的大型商业银行,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一种银行控股公司。在这些银行控股公司中,中信集团、平安集团及光大集团则属于更为特殊的金融控股公司。一些民营机构,如最近风光无限的明天系,也都纷纷成立金融控股集团,拥有多张不同领域的金融牌照。

部分大型公司(集团)旗下金融牌照一栏

部分大型公司(集团)旗下金融牌照一栏

如果是金融机构本身控股其他金融机构,则根据现行监管机制,可分为主监管机构和辅监管机构共同监管。以图中的工行为例,其主监管机构为银监会,而其下的工银安盛人寿则要接受保监会监管,工银瑞信基金则接受证监会监管。

早在2005年,在这种有主有辅的监管模式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小的非正式联席会议制度。如银监会在监管工行时,也可会同保监会了解工行保险业务的风险情况。

2007年1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前 (总)理讲话中提出“完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机制,加强监管协调配合”。当时,有传闻称在之上设立“超级金融监管机构”。据悉经过多次内部讨论后,国务院最终决定目前暂不建立这样的部门,而是要做实监管协调机制。

二、混业经营风险

混业经营有两个目标——隐藏风险&监管套利。

1、隐藏风险

金融控股集团掌控众多金融牌照,在不同金融业务领域开展业务,子公司之间相互配合,系统性风险要远高于其他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最大危险,就是在超额利润的诱惑下,集团内部防火墙上的砖头被不断的拆掉拿去换钱。

金融控股公司是金融业实现综合经营的一种组织形式,也是一种追求资本投资最优化、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资本运作形式。在规模经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金融控股公司也存在着诸多风险,如各子公司之间进行关联交易导致的内幕交易和利益冲突,损害消费者利益。同时,金融控股公司可以提高财务杠杆比率,可能会使整个集团的财务杠杆比率过高,影响到集团的金融安全。更为重要的是,金融控股公司由于占有金融资源过大,其系统风险的危害比较大。在金融控股公司中,无论将部门的风险分散化到怎样的程度,即使系统内部不发生风险,但是由于系统外的风险,也会波及到系统内。在金融控股公司或全能银行体系中,这种不能分散的风险可能导致系统风险。

举个最简单的栗子,兴业银行利润增速为何如此之快?来自同业业务。同业业务从何而来?来自兴业银行所聚拢的中小银行资金池?同业资金池如何转化为利润?通过兴业信托。

一目了然,兴业信托是兴业银行的儿子公司,标准的关联公司。因为这层关系,原本独立的机构之间进行交易时所关注的各类风险,全部都被忽略掉了,银行之间各类藏在抽屉里的保函,这种原本有法律瑕疵的文件,也都能够被接受。银行资金部变身成为第二信贷部,大赚特赚。风险嘛,管他呢。

想到这里,也就明白,为何大机构,特别是银行,会如此热衷于抢夺各类金融牌照。招商银行重组西藏信托,花了五年时间,最后打了水漂。民生银行,也花了很多钱,控制了民生信托。光大银行本来也有一个光大信托,上一次整顿时被勒令关闭,最近又花了大价钱控股了甘肃信托。

2、监管套利

监管与被监管,就是一场你攻我防的游戏,被监管的金融机构,想方设法规避监管,监管机构则力图堵住漏洞。有个笑话:某金融机构老总,带领一干中高层游庐山,徒步爬,饶了一圈又一圈。登顶后,问大家有何感想。大家纷纷说要想做好业务,要排除万险之类的马屁话。老总大骂:笨蛋,我是让你们领会如何绕监管。

绕监管是为了监管套利。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相对简单,不像之前老美有联邦和地方两层,两层之中又分为多种机构。但一行三会在纵横两个方面,也存在监管风格和力度的差异,这就为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套利提供了空间。

纵向方面,一行三会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对各自辖区内的金融机构监管力度并不一致。

如鄙人所在的信托行业,上次整顿时不少公司把并购重组来的信托公司注册地迁移到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这两年大呼后悔。我勒个去大城市监管太严格了。像北京局和上海局,其领导只要任内辖区太平,基本都可以升迁到会里。所以,监管风格保守。而像西部一些小地方,本来辖区内就没什么监管机构,收监管费都难,再严格就没人来了,而且也与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大政策相悖,因此常常较为宽松。如去年重组的陆家嘴信托,注册地就仍然放在青岛。估计除了青岛方面的要求,上海的股东自身也看到放在青岛的监管套利空间。短短一年多时间,陆家嘴信托的规模已经飙升到600亿元了。

另外,从自身利益考虑,监管机构都不想惹麻烦。所以,有时候监管就是隔靴搔痒,触不到核心。如果一个问题形成有一段时间,且影响比较大,大家就都不会想去碰,谁愿意去揭屎盆子盖啊。金融机构也看清监管的这一软肋,会采用激进方式扩大规模,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或曰——大而不倒。

横向方面,一行三会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协调也为金融机构提供了监管套利空间。

还是以熟悉的资管行业为例,本来信托业务是信托公司来经营的,归口银监会监管。但郭树清担任证监会主席期间,搞所谓金融创新,大力发展券商及基金公司资管业务,甚至在资产证券化草案中直接以部门规章规定该类业务属于信托业务,突破了现有监管格局。此举看似创新,实际上是为证监会所监管的券商和基金公司扩大业务范围和利润来源。于是一年多时间里,券商和基金公司子公司的资管业务蓬勃发展,多为为银行提供通道的被动业务。

郭树清的这些政策,为银行规避银监会监管提供了新的通道,各银行在困难之中突见光明,顿时不亦乐乎。银监会看着干瞪眼,自己的信贷监管政策被证监会灭掉,但从面子上又不便发作,所能做的,也就是干掉了资产证券化属信托业务的草案规定,然后通过8号文对非标债权的比例限制来打补丁。

所以,我个人一直认为郭树清在这一领域的创新是非常恶劣的举动。概因作为一个监管者,他不但放弃了踩刹车的本职,还插一腿去踩了油门,放大了金融风险。而其所创设的通道功能,使得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从经营市场风险,转向经营信用风险,影响了信贷监管政策,实际上是以邻(银监会)为壑。

so,一直有传言说,郭主席去职山东,乃是因为未能领会新领导的真正意图。而肖钢主席在微笑之中就藏着凌厉——银行理财是庞氏骗局,另,不要捡别人丢掉的垃圾。现在再看,肖主席的几句惊人之语和新领导所强调的“用好增量,盘活存量”不谋而合。
三、为何人行牵头

此次由人行牵头,除因人行负责金融系统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工作职能——货币调控——与各金融机构监管都有交叉。另因人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机构设置中,已经考虑到了混业监管的要求。

“为确保金融全系统稳定,人民银行总行特别设立了金融稳定局,负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运行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则和交叉性金融业务的、标准规范的工作,对金融业的交叉风险进行监测和评估。同时,根据职能划分,分别设立了银行业风险监测评估部门、证券业风险监测评估部门、保险业风险监测评估部门,研究拟定并组织实施三类机构系统性风险处置方案。”

由上可知,人行已经在自身内部建立了协调机制,由人行牵头组成部际联席会议,水到渠成。

四、工作职责及目的

至于联席会议的职责及背后的目的,从其职责表述上可以看出眉目:

(一)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
解读:防范郭树清式监管创新漏洞,避免相互拆台。偏执行。
(二)金融监管政策、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
解读:大致同上,偏政策制定。
(三)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化解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协调;
解读:防范风险。
(四)交叉性金融产品、跨市场金融创新的协调;
解读:建立统一的产品统计标准,便于监管。
(五)金融信息共享和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的协调;
解读:大致同上。目前财政部在牵头搞一个信息统计标准格式,以后的数据,包括金融数据,可能都要用这种标准格式进行统计存储。今年银监会要求信托公司填写全要素报表,对资金使用和资金来源要求穿透,已经体现出这个意图。数据标注统一,产品汇总完毕后,才能从全局看实际的金融风险,也就是说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大合并。
(六)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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