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将至,启明书社一年一度的冬衣募集活动即将拉开帷幕。在此春暖花开之际,遥想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孩子们却还在受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天气。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给处于长期严寒气候和艰苦环境中孩子们提供一些的帮助,让他们也能感受到远方的温暖和关注。
项目背景
果洛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腹地,黄河源头,位于青海省的东南部,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毗连。总面积7.6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200米以上,高寒缺氧,气候恶劣,大气含氧量仅为海平面的60%,年均气温为零下4摄氏度。
据当地联络人员介绍,2012年元月以来,果洛州境内先后出现15次降雪过程,降雪覆盖了全州60%以上地区,甘德、玛沁、达日、玛多四县畜牧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目前,甘德县15-20厘米以上的积雪天数已持续51天,甘德县达到重度雪灾程度,玛沁县、玛多县、达日县也达到中度雪灾。
启明书社在果洛州达日县的满掌乡寄宿制藏文小学建有图书室,学校共有520余名学生,募集到的冬衣将会首先寄往学校并分发给孩子们,如衣物较多,我们还可以联系当地工作人员帮忙把衣物分发到其他有需要的学校。
衣物要求
请大家体谅旧衣分拣运输工作的繁重,所捐旧冬衣务必:以4-16岁的儿童衣物为主,只限厚外套,厚毛衣、手套、帽子、棉鞋等御寒衣物,不需要内衣,不需要薄衣;成人的衣物也可;七八成新,清洗干净即可;
活动时间:
即日起至4月7日
捐赠方式
请将附上姓名(或者网名也可)以及衣物清单的捐赠衣物快递至启明书社办公室。我们将在4月7日(周六)10点至14点,组织整理衣物并直接打包邮寄。4月7日当天也接受捐赠,愿意来办公室帮忙打包邮寄的朋友们请回复此邮件报名或与启明办公室联系,谢谢配合!
办公室地址:
上海市中山西路1279弄6号927室
联系人:
陈思颖 021-32092170
上海启明书社
2012-3-19

关于启明书社
这个成立于2005年,并在上海浦东新区民政局正式注册成立的非盈利性机构完全由上海的一群白领志愿者自发组成,自我筹款,自我管理;启明书社在贫困地区设立免费的图书室,旨在为贫困人群尤其是青少年提供文化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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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近年来,不少学者对美国政治与司法领域的左翼自由派观点反思颇多,左翼的一些观点甚至令时人反感,而右翼保守派的立场与观点则有繁荣之趋势,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就是这一波趋势中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这种喜好的转换,其实并没有跳出狭隘的非左即右的二元对立判断。无论对谁的立场,谁的观点,理应都持着中立的态度去辨析。(本文为《最高法院的“喜剧之王”》译者序,发表于《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2012年3月5日)

最高法院的“喜剧之王”

2011年2月5日,《纽约时报》刊发了一则题为《政治与法院》的社论,批评联邦最高法院的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和克拉伦斯·托马斯两位大法官在最近几起案件中的投票立场,太过政治化。社论同时提及斯卡利亚在国会与茶党高层密会之事,认为大法官过度介入政治,有悖“三权分立”原则。社论发布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2月10日,《纽约时报》又刊出前司法部官员布鲁斯·费恩(Bruce Fein)的读者来信。费恩在信中指出,斯卡利亚大法官不但在国会山与茶党高层密会,会谈内容更是令人震惊——他居然在为茶党针对奥巴马总统的医改法案准备提出的立法议案提供合宪性咨询。

司法中立的原则,要求法官对各种争议不诉不理。在美国,宪法实现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分权与制衡,各方不得相互越界。早在建国之初,华盛顿总统就曾请求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对美国和法国之间的同盟条约出具咨询意见,但遭到杰伊的拒绝。杰伊认为,法院如果出具咨询意见,会破坏三权之间的功能划分和分权制衡原则。自此,最高法院确立了“禁止咨询意见”(advisory opinion ban)原则。在涉及司法和立法时,这项原则要求法官不得事先就立法的合宪性出具咨询意见,只能待立法通过后,在具体案件中进行审查。若斯卡利亚真的为茶党的立法议案提供合宪性咨询,那确是踩中红线。费恩在来信中批评斯卡利亚的这种行为损害到最高法院的公信力,并将他与前大法官阿贝·福塔斯相比。上世纪70年代,福塔斯大法官因在任职期间收取咨询费,被迫辞职,但外界普遍认为,福塔斯之所以被迫辞职,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乃是因他在履职前后,一直为林登·约翰逊总统提供内政外交政策的咨询意见,和行政分支走得太近,引起立法分支的不满。

如此看来,斯卡利亚大法官这次真的惹了大麻烦。按照一般人的想象,这么大的官员,惹了如此大的麻烦,也该辞职了。其实不然。对大法官而言,这虽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但至少还不算解决不了的麻烦。

更重要的是,这次风波的主角,是大名鼎鼎的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这位最高法院里资历最老的保守派大法官,已经不是第一次激起这类轩然大波。与之前的一系列风波相比,这次还不能算什么大事件。每一次,他都能安然度之,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

斯卡利亚为什么如此特立独行?从美国著名记者琼·比斯丘皮克这部传记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

大法官的保守渊源

安东宁·斯卡利亚是新大陆移民第一代后代。父亲老斯卡利亚刚到美国时,一无所有,靠刻苦努力,成为一个学者。老斯卡利亚夫妇都是虔诚的教徒,家教甚严,斯卡利亚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智识及宗教教育。另一方面,因为安东宁是斯卡利亚家族和母亲的帕拉诺家族两大家族中唯一的男性后代,因此他也备受家人宠爱。在他的童年时期,意大利移民在美国还是一个饱受歧视的族群,他们在美国社会的典型代表,只有四处搞恐怖爆炸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和揣着冲锋枪在街头火拼的西西里黑手党。若想摆脱歧视,受人尊敬,意大利移民后裔必须倍加刻苦努力,争取出人头地。

聪明的斯卡利亚做到了,不过并非没有挫折。小学毕业,申请超一流的瑞吉斯高中被拒之门外;高中毕业,报考贵族化的普林斯顿大学又名落孙山。面对这些失败,斯卡利亚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先后选择了泽维尔高中和乔治敦大学就读。当然,这些学校也非泛泛之辈,更不用说他读法学院时的哈佛大学了。在这些学校里,斯卡利亚接受了精英式教育,并且表现优异,成为精英中的精英。面对之前的失败,斯卡利亚并没有如许多人那样,把原因归咎于学校的贵族化,乃至社会的不平等。相反,他更多的是自责自己没有做得更好。而失败之后的成功,又让他坚信:当一扇门关闭之时,必有一扇门为你打开。斯卡利亚用自己的经历表明,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读哈佛法学院之前,斯卡利亚一直在接受宗教教育。家庭的宗教氛围自不用说。埃姆赫斯特小学时,他就开始在课外参加宗教学习;泽维尔高中和乔治敦大学也都是天主教会主办的学校。从泽维尔高中毕业时,校报称赞他是“模范天主教徒”;从乔治敦大学毕业时,他在论文答辩这最后一课上学习到“道成肉身”是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宗教信仰和精神生活不可分离。可以说,宗教是斯卡利亚价值观形成时期的主导因素。于斯卡利亚而言,全能的上帝,就是一切。

二十世纪之初是保守主义的“黄金时代”,相关学说达到辉煌的顶峰。在社会领域,自由放任成为社会主流思潮,联邦最高法院也为之助拳,“洛克纳案”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判例,塔夫脱法院则是这一时代最著名的,也是最后的保守主义最高法院。当时,进步主义运动已然兴起,美国司法领域也有所响应,出现了诸如路易斯·布兰代斯、本杰明·卡多佐等著名的进步主义大法官。

转眼间,大萧条到来,美国社会巨变。罗斯福总统上任之后,保守主义更被视为孕育大萧条的罪恶源泉,最高法院和行政分支强强对话,进而有了罗斯福的“填塞最高法院”计划。以“黑暗四骑士”为代表的保守派大法官们为保守主义最高法院谱写了最后的哀歌,自此之后,最高法院全面自由化,成了罗斯福自由主义新政的保驾护航者。

随着罗斯福总统的逝世,二战结束,冷战寒冬来临,美国社会也迎来了重大变化。虽然进步主义的前进势头仍在继续,但保守主义已经触底反弹,否则怎么也轮不到保守了近二百年的联邦最高法院擎起这一时期社会改革的大旗。 “自由”与“保守”,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自美国建国时就如影随形,且有相生相克之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也压不倒谁。

这股保守风潮观对斯卡利亚影响很大。可想而知,一个靠自身努力,从受人歧视的意大利移民后代奋斗成为令人羡慕的社会精英青年的斯卡利亚,在保守主义成为新潮流的时代会形成怎样的价值观。对斯卡利亚而言,保守主义不仅仅是一种价值观,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信仰。保守主义的信仰加上保守的天主教信仰,斯卡利亚想不成为一个保守派斗士都难。

波澜起伏的政界经历

大学毕业之后,斯卡利亚进入著名的众达律师事务所工作。六年之后,就在要晋升为合伙人时,他却突然辞职,到弗吉尼亚大学执起了教鞭,延续起父亲老斯卡利亚的理想。然而,自小就活泼的斯卡利亚毕竟不是一个能安定下来的人,他利用自己在众达律师事务所积累起来的政界人脉关系,进入了尼克松行政分支任职,从此打入华盛顿政治圈。谈吐幽默、擅于社交的斯卡利亚进入华盛顿后如鱼得水。在水门事件期间,无数人视行政分支为火坑,唯恐避之不及,斯卡利亚却火中取粟,短短几年内就晋升为助理司法部长。这一举动的背后,显示了他超人的胆识,更显示了这位优等生超乎一般的自信。

初入政界的斯卡利亚虽说在晋升之路上顺风顺水,但也正好赶上了一个充满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年代。强势的尼克松在立法、司法两大权力分支和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体的联合阵线面前一败涂地,补缺上台的福特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未经选举上台的总统,缺乏广泛的民意支持,是一个典型的“跛脚鸭总统”,常受国会打压。作为行政分支的代表之一,斯卡利亚经常要与国会和议员们过招。幕后老板以及整个行政分支虽然流年不利,位居弱势,但打工的斯卡利亚却不愿唯唯诺诺。相反,他在强势的国会议员面前摆出了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更像是在代表行政分支向国会进攻,没有一点收缩防御的迹象。这就是斯卡利亚的个人风格,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福特之后,民主党人卡特上台,斯卡利亚也离开政界,重返学术圈,积蓄着力量,等待着东山再起。在芝加哥大学执教期间,他遇到了李·利伯曼、戴维·迈克金托什和斯蒂文·卡拉布雷西这三位将来对美国政法两界影响巨大的学生。斯卡利亚不但为他们成立的联邦党人协会出谋划策,还动用自己的关系,为其寻求人脉支持和赞助资源。此外,斯卡利亚也是联邦党人协会的精神导师。利用联邦党人协会这一平台,斯卡利亚在学术界为保守主义冲锋陷阵。

经过短暂的沉寂之后,保守主义终于迎来了怒放的春天。里根的上台,代表了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压倒性胜利,斯卡利亚在大学“赋闲”期间所付出的种种努力,也到了收获季节。如同他之前人生的许多次重大选择一样,重新向政界进发的斯卡利亚一开始也遇到挫折。斯卡利亚将目标直接瞄准了首席政府律师一职,但却在竞争中败北。首席政府律师虽然排名还在司法部长之下,但这个职位却十分荣耀。因为要代表行政分支在最高法院出庭,首席政府律师又有“第十位大法官”之称。失败虽令人痛苦,却不会令斯卡利亚气馁,他又将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同样高的目标——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美国司法体系内,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地位非比寻常,人称“第二联邦最高法院”,现如今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有四位曾在这里坐堂听审。为了这一目标,他连送到手上的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的法官职位都拒绝了。最后,他赢了。

“我们一开始只是想在自由主义理论草丛中种植一支鲜花,但没想到它后来竟然长成了参天大树。”在进入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四年之后,斯卡利亚当年种植的鲜花们开始回报养护他们的园丁。在司法部内工作的利伯曼、卡拉布雷西等联邦党人协会骨干对大法官的遴选过程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自然而然将目光投向了曾经的斯卡利亚老师和现在的斯卡利亚法官。当时,恰逢首席大法官伯格辞职,伦奎斯特被提名接任首席大法官一职。有威廉·伦奎斯特在前遮挡参议员们的枪林弹雨,紧随其后接受提名确认听证的斯卡利亚并没有遭到什么刁难,十分顺利地坐上了联邦最高法院的高背椅。

斯卡利亚虽然是从大学进入联邦上诉法院,进而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但从其司法之路不难发现,行政分支出身的政界背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影响重大。另一方面,在行政分支的经历,也塑造并强化了他在诸如行政分支权力等诸多重要问题上的立场。

原旨主义的捍卫者

在保守主义重新崛起的时代背景中,美国法律界出现了以博克和斯卡利亚为代表的“原旨主义”法律理念。具体到宪法及最高法院的宪政实践中,就是斯卡利亚所主张的在解释美国宪法时必须以宪法制定时人们对宪法文本的理解为基础。原旨主义法学理论打出了回归美国建国理念的复古大旗,响应保守主义捍卫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号召。这一点,从斯卡利亚所大力支持的联邦党人协会的宗旨也可以看出。

运用其原旨主义宪法观,斯卡利亚大法官在诸多法律问题上展现了鲜明的个人立场。如坚决反对堕胎,资助宗教,维护州权,减少政府管制等。这些立场响应了保守主义运动的需要,成为保守主义在法律领域的支柱性立场。在诸如批判肯定性行动政策方面,原旨主义提供了十分有效的方法论武器,自由派一方的确难以应对。

但是,斯卡利亚大法官真的是一位坚定的原旨主义者吗?读完这本书,每个人或许都会产生一定的怀疑。

原旨主义其实并不陌生。如果按照当代对原旨主义者的定义,罗斯福总统在新政期间任命的雨果·布莱克大法官也是一位“铁杆宪法原旨主义者”。布莱克大法官常年在口袋中放一本“袖珍版”宪法,时刻翻阅。布莱克大法官认为,宪法就是他的生命,其中的一词一句都如《圣经》正文一般不可动摇。在许多宪法问题上,特别是在其职业生涯晚期,布莱克大法官和其他著名的自由派大法官分道扬镳,偏向保守。但总体而言,布莱克仍是一位著名的自由派大法官(有观点认为,正是伴随着他的离去,最高法院的保守力量才开始取得优势)。

本书多次提及种族歧视问题,在有关这一领域的案件中,斯卡利亚的原旨主义理论,看起来更加难以自圆其说。如果法律禁止种族歧视,那么种族歧视受害者因为提起种族歧视诉讼被解雇,为何就不属于反种族歧视法律的保护范畴了呢?

原旨主义只是一种解读宪法的方法论,但并不是唯一的方法论。而所谓美国原旨,不过是保守派的原旨,并非是美国社会的原旨。退一步说,身处瞬息万变的这个世界,坚持几百年前的原旨,怎能符合现实的情况?建国先贤们并非如上帝般万能,他们留下的宪法文本是妥协的产物,也需要宪法修正案来“打补丁”;后世的大法官们更不是全能,怎能穿越时空完全清楚制宪者们心里的想法。就连斯卡利亚作为大法官所掌握的最大的权力——司法审查权——也不过是伟大的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在一起充满政治斗争因素的案件中创制的产物,美国宪法文本中根本无迹可寻。若坚持宪法原旨主义,第一个应该批判的应该是最高法院,是大法官自身,包括斯卡利亚。

在判决中,斯卡利亚也常常大声疾呼,批判最高法院的能动,要求将一些宏大的社会问题,交由民选的政治官员去解决。可实际上,如本书诸多事例所展示的,自从踏上华盛顿政坛的第一天起,斯卡利亚就在和国会斗争,这场斗争持续至今,仍未结束。斯卡利亚对国会十分敌视,因为他认为国会僭越了总统的行政权。在“俄勒冈州人力资源劳动部诉史密斯案”(Employmen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of Oregon v. Smith)中,斯卡利亚的判决引发巨大争议。事后,国会通过立法推翻了这一判决。但斯卡利亚仍然不服。对于这样一位和国会关系如此之差的大法官,他所称的司法克制,尊重民意,实质上并不是对民意的尊重,而更像是对总统行政权的尊重。

此外,斯卡利亚在州权和联邦权的问题上的立场也并非一以贯之。在“洛克诉戴维案”(Locke v. Davey)中,州政府设立奖学金,但禁止申请者使用这项奖学金就读宗教学校或修习神学专业。对此,斯卡利亚明确反对,认为州政府的规定有违平等。但当有人通过诉讼要求禁止州政府资助宗教时,斯卡利亚又会明确地站到州政府一边,认为州政府有权涉入宗教事务。这看起来很矛盾:同样是州权,为何州只有权支持资助宗教,却无权不资助宗教呢?答案很简单,因为问题涉及到了宗教,涉及到了政府资助宗教的最大受益宗教——基督教。一旦涉及宗教问题,所谓联邦权和州权的冲突就不再重要,维护州权的保守派立场也不再重要。

在联邦和州权问题上,斯卡利亚的判决标准,是漂移不定的。在著名的总统大选案上,这一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向来支持州权,呼吁司法克制的保守派大法官们,却突然动用了平等保护原则来干涉州法院的判决。或许,斯卡利亚也觉得自己的判决推理太过牵强,从来嘴上不饶人的大法官,一旦被人问到2000年的大选案问题,就直接要求跳过。

双面大法官

作为一本传记,一本大法官的传记,其最大的价值,在于通过对大法官生平的记述,为读者们理解这位大法官的法律理念、政治价值观及个人性格提供一个可供追溯、探寻的大致脉络。

本书的作者琼·比斯丘皮克是美国新闻界“政法口”老兵,是当今新闻界报道最高法院事务最优秀的记者之一。1989至1992年,她在《国会季刊》担任法律事务记者;1992年至今,比斯丘皮克先后担任《华盛顿邮报》和《今日美国》的最高法院报道记者。可以说,比斯丘皮克的整个职业生涯一直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联系在一起。早在1991年,她就曾因对克拉伦斯·托马斯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确认听证会的出色报道荣获“艾维特·麦金利·德克森杰出报道奖”(Everett McKinley Dirksen Award)[1]

巧合的是,比斯丘皮克也毕业于乔治敦大学(她在乔治敦大学法律中心获得法律博士学位),是斯卡利亚的校友。在写作本书期间,比斯丘皮克对斯卡利亚本人及其亲属、好友进行了多次且深入的采访,掌握了大量有关斯卡利亚大法官第一手且多视角的材料。考虑到斯卡利亚大法官和美国新闻界长久以来人尽皆知的“恶劣关系”,比斯丘皮克能够多次采访斯卡利亚大及其亲友,实属不易。也正因为这一点,这本传记的价值可见一斑。

通过这本传记,比斯丘皮克为我们展现了斯卡利亚的双面形象。他能令对手无比痛恨,却又能令对手敬畏有加;他能在法庭上和同僚恶语相向,私下里却又能和他们成为至交好友;他是传统价值观的坚定维护者,但对他认为错误的传统又能弃之如敝屣;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却也会认为教皇的某些通谕是错误的;他是一位强调司法克制的保守派大法官,却又具有精明的政治头脑和极强的政治野心……

在最高法院这个政治舞台上,擅长戏剧表演的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是名副其实的“喜剧之王”,充满魅力,充满争议。如韦托勒-马丁教授所言:“斯卡利亚到底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还是一个原旨主义者?或许,他两者都是。”


[1]“艾维特·麦金利·德克森杰出报道奖”系为纪念美国著名国会参议员艾维特·麦金利·德克森(1896-1969)而设。德克森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在1960年代担任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在此期间为通过《1964年民权法案》贡献良多。为纪念德克森的杰出贡献,参议院在1972年将参议院的第二座办公大楼命名为“德克森参议院办公大楼”(Dirksen Senate Office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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