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悦读MOOK》第20卷。

今年,尹宣先生的翻译遗作《联邦论》(旧译《联邦党人文集》)面世。这本书必定不会是今年法学类书籍中销量最好的一本,但却应当是最为重要的一本。

为何经典

《联邦论》一书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它是我们研究美国宪政不可不读的一本书。它既是对美国宪法最权威的解释,也是二百年来美国政治发展的理论源泉。

为避免外界干扰,美国制宪会议全程秘密进行,因此在批准宪法时,各邦民众看到的是一个内容无比简约的成品宪法,对其中细节及原则并不明晰。制宪会议之后,十三邦中许多人民,包括部分重要的制宪会议代表在内,对宪法仍有抵触之意,宪法的批准成了一大难题。

在马萨诸塞,制宪会议重要代表乔治·梅森因宪法中没有包含权利法案条款而号召本邦人民反对批准宪法。但马萨诸塞还不算坏,最终还是通过妥协的方法批准了宪法。纽约邦的局势就复杂了。制宪会议时,纽约邦的三个代表中有两个反对成立联邦,抵制制宪会议,中途就返回纽约了,只剩下汉密尔顿一人出席。根据纽约邦的授权规定,汉密尔顿一人不能代表纽约投票,因此汉密尔顿作为制宪会议代表一直被晾在一边。制宪会议后,纽约邦反对宪法力量占上风,但其中的纽约市则是支持宪法力量领先,支持者甚至威胁若邦不批准,纽约市就脱离纽约邦成立独立一邦加入合众国。

在此紧要关头,汉密尔顿联合麦迪逊和杰伊共同撰写系列文章,阐述联邦宪法精神,宣扬联邦主义政治理论,加深了美国民众对联邦宪法的理解,有力推动了各邦对宪法的批准进度,同时也在纽约邦凝聚了共识,避免了分裂。由于该书的三位作者都是美国开国先贤,参与了美国独立、制宪及建国的过程,所以该书对美国宪法原始含义的解释具有权威地位。如托马斯·杰斐逊所言,《联邦论》是“对政府原则最优秀的阐述”。

美国建国之后,其宪政制度的发展主要围绕两大问题展开:其一,联邦权力和地方各邦权力的界限问题;其二,政府权力和人民权利的界限问题。制宪之时,地方各邦的政治地位及经济实力高于联邦。在之后的两百多年中,联邦权力逐步扩大,地方邦的权力相应缩小。在联邦政府逐步壮大的过程中,《联邦论》贡献良多,它所阐述的联邦主义政府原则,正是联邦扩权的理论源泉和司法判决的法理基础。

在1819年的马卡洛案中,最高法院判决联邦政府有权设立合众国银行,各邦政府不得干涉。在判决中,首席大法官认为:“联邦政府虽在其权力方面受到限制,但在其行动范围以内却是至高无上的。”马歇尔是一个坚定的联邦主义者,他的这一论述在《联邦论》第四十篇可以找到渊源。在该篇解释宪法中的“必要和适当权力”含义的论述中,麦迪逊写道:“……毫无疑问,实施各项一般权力时,所需的所有具体权力,通过不可避免的推断,全部归于政府……既有需要实现的目的,就要有得到授权的手段;无论如何,一旦为做一件事而授权一项权力,就包含着做这件事所需要的所有具体权力。”在后来的大萧条中,罗斯福正是借助这些理论,前所未有的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权力范围。

新译特色

较之商务印书馆的旧译本《联邦党人文集》,《联邦论》在文字风格上改变很大。尹宣先生在序言中特别说明,由于“三位作者都是文人,都注重英文的结构美和音韵美”,因此翻译时不能接近口语,要防止“质胜文”。为了使译著达到原文所具有的文字韵律,尹宣先生甚至聘请学生定时朗诵《古文观止》和《红楼梦》,就是为了“寻找并使自己处身于汉语的音乐感之中”。

读新译《联邦论》中的文章,确实感觉没了旧译《联邦党人文集》那种“质胜文”的复杂长句所带来的阅读困难,字里行间气势恢宏,每篇文章都像一篇精心准备的演讲稿。例如第十五篇《联邦已临近全面崩溃》一文。汉密尔顿在论及美国面临的“丧权辱国”局面时,一口气抛出九个严厉的质问,紧接着连用七个“可是”引出孱弱联邦所面临的屈辱,让人读了如醍醐灌顶。这种风格很符合很有煽动性,很符合论战文章的特性。

除文字风格的变化之外,尹宣先生还基于对相关概念历史语境的探究,重构了原著的“汉语译名(概念)体系”。

首要的变化体现在书名上。《联邦党人文集》这一译名流传甚久,已近约定俗成,但尹宣先生认为,该译名与历史事实有所偏差。在《联邦论》发表之时,政党政治尚被美国开国者们视为不道德行为(《联邦论》第十篇就组中谈了未来共和国如何才能“控制党派活动猖獗”的问题),因此当时并无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也就没“联邦党”一说,更没有“联邦党人”这一政治身份。联邦党人这一党派身份,还要等到几年后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等人在政治上决裂,成立民主共和党与联邦党人分庭抗礼之后方才出现。在写作之时,汉密尔顿、杰斐逊和杰伊等人不过都是支持联邦主义政治理论的“联邦主义者”而已。三人连续发文展开公共辩论,目的是为了呼吁纽约人民批准《联邦宪法》,而非为了阐述政党政治纲领。所以,该书译为《联邦论》更为精确。

除书名之外,另一被重构的译名是state一词。新译本中,尹宣先生将state重译为“邦”,盖因美国各邦本身皆具有一定主权,亦即邦权,这与一般中央集权国家重地方州政府的地位是不同的,所以不宜称之为“州”。

如前所言,因为《联邦论》一书的重要地位和商务印书馆译本的深远影响,书中相关概念的译名无论是在学界内部还是在公共领域均已约定俗成,以后若想加以改变恐难实现。但是,尹宣先生在《联邦论》中坚持使用新的译法并予以解释,仍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绝非是为了标新立异。

2003年,尹宣先生还曾翻译了麦迪逊的《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一书。《辩论》一书是美国制宪会议最原始的档案材料,也是研究美国宪法和宪政制度的一部经典著作。所以,当年尹宣先生的译本一出版即引来国内学界赞扬(易中天先生读后拍手叫好,但认为太专业,不宜传播,因此以轻松调侃的风格重述了该书,以《费城风云》为名出版)。数年后,尹宣先生又倾尽晚年精力翻译了《联邦论》。作为一位研究英语文学的学者,尹宣先生的这两部译著对法学研究领域的贡献难以估量。《联邦论》书稿完成不久,尹宣先生心脏病突发,病逝于武汉。为了翻译《联邦论》,老先生实在太过劳累。在这样一个浮躁的年代,尹宣先生此等治学精神,当为学界模范。《辩论》和《联邦论》两书,也必将泽被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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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元旦,和一群好友游玩杭州庆祝新年。当晚,大家围在一起分享过去一年各自文娱生活TOP 3,讲述一年中影响最大的三本书、三个电影、三个活动等。我只简单的就阅读、影视和活动说了两个,所以只能算是TOP 2。

年度阅读:

1、Supreme Power:该书讲述1937年美国宪政危机的前因后果,内容详细,文笔好,可读性强。主要收获有三点:1、美国宪政体制下三大权力分支如何运作,建国者所设想的“分权制衡”机制在此次宪政危机中体现的淋漓尽致;2、经济危机与政府规制。在社会危机时,政府最有冲动,也最有条件侵蚀公民的权利,扩大政府的权力。独裁,往往产生于危机之中;3、司法系统必须保持必要的克制。在宪政体制下,司法能动主义含有很大的失败风险,往往解决不了问题却制造问题。

2、国会行动的逻辑。看美国国会议员是怎么决定投票的。

年度影视

1、宾虚:美国大片;

2、圣殿春秋:英剧。

两部片子都带有基督教信仰色彩。我虽不信教,但感觉这两部片对信仰的表达的确很不错,看了比较有感触。

年度活动

1、半程马拉松:之前两次参加,都因伤未能如愿,今年终于一气呵成。马拉松这种高强度运动,既是对体力的考验,也是对意志的考验。中途因身体反应差点半途而废,幸有校友红牛帮助,以及整个活动的气氛感染,坚持了下去,而且还超乎预计时间完成。跑完后,心情很舒畅,积累了两年的遗憾一扫而去。

2、启明年会。为了年会前后忙碌很久,连续陪了老师和小朋友三天。陪启明走过四年,收获颇多,获得年度最佳志愿者,很是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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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Call# 1870年到1900年三十年间,美国酒吧从10万家增长到30万家。达科他州的Leadville只有20000居民,但却有200家酒吧。这些统计数据中的数字仅仅包括拥有合法执照的酒吧,不包括无照经营的酒吧。如果算上无照的,这一数字要增加2/3。

#Last Call# 美国酒吧行业发达,除了美国人好酒外,还与工业化后的新的社会生活方式有关。男人们在一天的高强度劳动之后,酒精是最能让他们放松自己,忘记生活辛苦的东西。另外,酒吧在信息闭塞年代,还是社区信息聚集及散布的中心。

#Last Call# 酿酒和酒吧行业的发达也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酿酒商开始资助酒吧,为酒吧经营者提供贷款,负责酒吧设计装修。如果酒吧与酿酒商签订专营单一品牌的合同,则资助力度会更大。这种商业模式大大降低了进入酒吧行业的门槛。同时,也促使酿酒商的纵向兼并经营,产生了Busch这样的行业大鳄。

#Last Call# Adolphus Busch是德国移民,也是一位商业天才,他看出了酿酒行业纵向兼并的趋势,开始大范围扩张自己的产业范围。1901年,Busch旗下一个品牌的啤酒产量已经超过100万桶。Busch还将啤酒生产商联合起来,成立反禁酒的游说组织,将反禁酒看做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

#Last Call# Busch的反禁酒组织通过忽略报社编辑,操纵舆论,影响选举等方式来达到反禁酒的目的,并在许多地方取得成功。Busch之后,美国啤酒酿造商还和烈酒酿造商摒弃前嫌,联合起来,共同应对禁酒运动。

#Last Call# 这边厢,禁酒运动组织WCTU则趋于没落。Willard将战线拉得过长,虽取得一时轰动,但却难以持久。Willard死后,WCTU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膜拜Willard问题上,这给其后任领导者留下难以逾越的阴影。俄亥俄的Howard Russel此时成立Anti-Saloon League,改变了斗争策略。

#Last Call# Russel的策略很简单,收缩战线,将组织目标限定于禁酒,其他政治话题一概不涉及。Russel这种集中火力的策略是很明显的,它既增加了影响力度,也在操作中更加灵活。ASL在政治游说中既可以是民主党,也可以使共和党,党派不重要,他们只关注候选人是否支持禁酒这一单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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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讀#Last Call: The Rise and Fall of Prohibition#,這是一本講美國禁酒運動的書。看美劇《大西洋帝國》引起了興趣,其實更早的《美國往事》就讓我對這段歷史神往了。

#Last Call# 美國人喝酒的傳統很長遠。清教徒禁慾但不禁酒,五月花號上帶了比淡水更多的酒。英國人有下午茶時間,美國鄉邨教堂則會在上午十一點和下午四點敲鍾提醒居民喝酒時間(grog-time)到了。政治家們也多好飲。看來酒桌文化不獨中國。

#Last Call# 禁酒運動也很早就出現。林肯對禁酒也至少表面支援,因為當時美國人均年消費酒精量達到了七加侖,人們對其帶來的社會問題逐漸擔憂。Washingtonians是一個民間禁酒組織。在1851年當選為市長後,禁酒主義者Neal Dow在緬因立法禁酒,其他州也効防。1855年,當地愛爾蘭人暴動,未幾年,禁酒立法紛紛廢止。

#Last Call#移民對禁酒運動十分抵製,其中以愛爾蘭人為甚,但德國人是唯一有組織的。十九世紀中後期開始,禁酒運動的中堅力量是婦女。在聽了Dioesianewis的一次演講後,俄亥俄州的名門之女Eliza Trimble領導發起了一場影響巨大的婦女禁酒運動。

#Last Call# Eliza帶領婦女跪在酒舘和售酒店鋪前祈禱,請求店主停售酒精,如此風雨無阻。在11天後,Hillsboro13家銷售酒精的店鋪中的9家停售酒精。這場運動迅速從中西部擴展到全國各地。一個月中,兩個稅區的酒精稅收就下降超過30萬美元,酒舘生意一落千丈。

#Last Call# Eliza運動的熱潮也很快退去,但她的理想得到傳承,幾位婦女運動領袖接過大旗。禁酒運動和婦女選舉權運動結合在一起。婦女受酒精泛濫危害最大,因此最積極。婦女深知,要禁酒,還是要通過改變法律;要改變法律,婦女就必須有選舉權。

#Last Call#1874年,Frances Willard成為Thompson夫人之後的禁酒運動的新領導者。這年,34歲的Willard參與創建了“婦女基督徒禁酒聯盟”(WCTU)。1879年,Willard執掌WCTU,並發展處25萬有組織的會員,使之成為19世紀末期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政治行動組織。

#Last Call# Willard將禁酒運動和婦女選舉權運動更加緊密的結合在一起,確定了組織行動的目標和策略,並且完成了組織上的準備。對外,Willard還為禁酒運動確定了兩大宗旨:1、保護家庭;2、為了全體社會。Willard將WCTU的行動與監獄改革、免費教育等問題聯繫在一起,她對外還自稱是基督徒社會主義者。

#Last Call# 與Willard同時代的另一位婦女禁酒領導人時Mary Hunt,她是“海德公園婦女家務社”的負責人,後世認為Mary Hunt對第十八修正案的出臺貢獻最多。Mary Hunt與國會聯繫更加緊密,她在國會演講,成功說服國會通過法案,在全國所有公立學校開展強制禁酒教育課程。現在看來,這些課程的內容是誇張無事實根據的。

#Last Call# Mary Hunt 還使WCTU樹立了在禁酒教育課程教科書內容的審查權力,雖然這是不成文的規定。任何相關教科書的上市,必須得到WCTU的批准。這為Hunt贏得了敬畏,也在她死後帶來了問題。外界發現,Hunt利用審查獲得了版稅,這部分費用並未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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