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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公子的老板海夫纳获奖了。

最近,美国笔会(PEN USA)为海夫纳颁奖,表彰他在过去五十年中对一些文学大师及与言论审查作斗争的支持。海夫纳带着家人和两个曼妙女郎参加了在贝弗利举办的颁奖晚会。说来令人不可思议,海夫纳支持的作家包括加西亚·马尔克斯,索尔·贝娄和约翰·厄普代克,这些人个个都是举世公认的文学大师。

海夫纳出版《花花公子》后惹了一大堆诉讼,海夫纳大多赢了。这些诉讼使得大部分色情言论和出版物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花花公子》也成了美国言论自由保护的一个研究标本。但这只是在美国,在其他国家,《花花公子》的待遇就没这么好了。在此次颁奖晚会上,海夫纳就成自己是代《花花公子》在印尼的总编辑阿尔纳达领奖。因为在当地出版《花花公子》,阿尔纳达被法院认定有罪,现在还在监狱关着。

即使在美国,什么样的色情言论受到保护?什么样的不受保护?这其中的界限也是模糊的、漂移的。总体而言,由于美国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是从禁止国会立法的角度出发,所以其对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最大,因为政府一旦对言论施以限制,就必须为限制找到法律基础。为了避免被指控违宪,政府倾向于尽可能少施加管制。美国社会也形成一种社会价值观,即对于没有价值的言论,社会自会加以淘汰,无需公权力介入。

这一点也可以反映在宗教领域。前不久,因为在世贸大厦废墟旁建清真寺的问题,有美国牧师表示抗议,声称要公开焚烧《可兰经》,引起轩然大波。在美国烧国旗都是合法的言论表达,所以政府虽然对这种烧经行为表示反对,但也无计可施,无权干涉。好在美国社会有其自己的自我净化机制,主流观点一致谴责那位鲁莽的牧师,他最后也不了了之。

纽约市前市长朱利安尼是个坚定的基督教徒,在任内也是言论自由捍卫者眼中的公敌,就连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也曾在判决中谴责朱利安尼,称他在任内对言论自由的打压暴增,使得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成了纽约市的言论自由案件“专审法院”。

1999年,布鲁克林博物馆要举办一个前卫艺术展,其中一个展品是尼日利亚裔艺术家的圣母玛利亚系列作品。不同寻常的是,这些作品中的圣母玛利亚多是黑人女性,且由女性隐私部位图片组合而成。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画作上覆盖有非洲大象的粪便(画家在当地大象粪便寓意新生)。在得知这一事件后,朱利安尼暴怒无比,立即停止了纽约市对布鲁克林博物馆的财政拨款,并根据一份19世纪的租约要求布鲁克林博物馆搬家。

布鲁克林博物馆对纽约市提出诉讼,同时对市长朱利安尼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因为他藉公权力来实施个人对布鲁克林博物馆的报复。案件由第一修正案著名辩护律师佛洛依德·艾布拉姆斯案辩护,最终纽约市和朱利安尼输了官司。

可言论自由的边界在宗教问题上仍是不确定的。2006年,丹麦漫画作者韦斯特·加德多发表了一组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为主题的讽刺漫画,在整个世界引起激烈争论,一些伊斯兰组织号召全球追杀亵渎先知的作者,丹麦驻许多伊斯兰国家的大使馆整天被愤怒的穆斯林包围。但不久后,加德多在欧洲杯授予鼓励言论自由的“M100媒体奖”,德国总理默克尔为其颁奖。

一旦跨越国家、种族和宗教,言论自由的边界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在穆斯林看来,先知穆罕默德是圣人,属于言论自由的禁区,任何不严肃的作品均属对伊斯兰教宗教信仰的亵渎,是对穆斯林的侵犯。基督教世界本来也有何伊斯兰教相同的传统,毕竟二者有着共同的渊源。在《圣经》中,直视上帝属于死罪,因为那是大不敬。但现代西方国家在启蒙及世俗化之后,这一传统在世俗社会已经不再适用,政府更是不能引用宗教信仰来执法。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认为韦斯特·加德多的漫画肯定对许多穆斯林造成了精神上的伤害,欧洲国家援引言论自由作为对其漫画表达的保护也只能适用于特定的区域。一旦加德罗进入伊斯兰国家,若该国援引本国法律对其加以制裁,也并非不可以。关于这一点,美国法院定义色情言论自由界限的“社区原则”可以加以援用。讨论言论是否受到保护,应以言论对当地造成的影响而定。在西方国家,艺术家讽刺先知、讽刺圣母玛利亚,都仅仅是少数观点,社会中虽有人反对,但其危害微乎其微。但在伊斯兰国家,讽刺先知自然是罪大恶极。历史若是回溯到几百年前的欧洲,在圣母玛利亚画像上涂上大象粪便的作者,估计也难逃惩戒。

言论自由的界限虽是模糊的、漂移的,但需要警惕的是,不得以这种界限的不确定来否认言论自由的权利。在现实社会中,部分人以言论自由存在界限为由无限制的限制言论自由,故意忽略施加这种界限的条件;有的更以言论自由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界限为由,为所在国对言论自由的无限打压和钳制作辩护。这种辩护看起来振振有词,其实不过是对事实的歪曲罢了。

PS:这是一篇读书及读报的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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