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法治周末》2010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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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两大法系的制度差别,采用大陆法系的我国司法判决书是统一的法院裁判意见,不会包含法官的不同见解,这也使得我们对存在于普通法系国家司法判决中的“异议”感到陌生甚至直接忽视。但在研究美国司法,特别是涉及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时,判决书中的异议是不容错过的。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宪法学家马克·图什内克收集了十几份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著名案件判决的异议,附上其相关案件的介绍和对异议的评价,于2008年结集成《I DISSENT: GREAT OPPOSING OPINION IN LANDMARK SUPREME COURT》一书。目前该书由胡晓进先生译成中文出版,书名为《反对有理: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著名的异议》。通过该书,我们得以一窥美国历史上著名判例的另一面。

按照一般的认识,参与案件审理的法官对案件得出相同的结论,形成全体一致的判决,可以体现出判决的权威性、立法的准确性。面对全体一致的判决,胜诉一方自然欢喜,败诉一方也无话可说。根据法律要求权威性的共同特点,美国的法院按理也应该消除异议,采用统一的法院裁判意见才是。可是作为美国司法分支的最高机构,美国最高法院至今仍坚持法院意见和异议同时对外公布的做法。这不禁让人疑惑:异议与权威,是否真的截然对立?

和美国最高法院众多带有异议的判决一样,上面这个问题并没有全体一致且恒久适用的答案。

全体一致的权威

美国建国之前及建国初期,法院沿用英国司法传统,由各法官单独发表裁判意见。待到约翰·马歇尔担任首席大法官后,最高法院改变规则,采用全体一致或多数意见作为法律意见的方式。马歇尔对全体一致意见情有独钟,任内常采用“饭桌讨论”等方式协调其他大法官的意见,争取使最高法院对外用同一种声音说话。马歇尔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终其任内,最高法院的异议判决书都十分少见。

二十世纪中期沃伦法院期间,州长出身的首席大法官沃伦也偏好全体一致判决。在影响巨大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为了劝持不同意见的大法官改变立场,沃伦迟迟不作出判决,以留下充分的时间让持反对观点及立场摇摆的大法官们改变立场。为了争取保守的里德大法官最后一票,沃伦甚至不惜在判决书中暂时去除救济措施部分。

马歇尔和沃伦对全体一致意见的热衷有其特定的背景。在美国建国初期,相对于国会和总统,最高法院力量羸弱、地位低下。另外,作为一位积极支持扩大扩大联邦权力的联邦党人,马歇尔需要利用最高法院来平衡当时仍处于强势的各州。要实现这些目的,最高法院需要提高其权威。作为一位政治家型大法官,马歇尔深知全体一致意见对于提高最高法院权威的重要性。所以,马歇尔用他天才的领导才能尽量统一大法官们的意见,使得最高法院在面对强势的国会、总统及各州时显得团结坚定,判决不容置疑。

沃伦所处的时代,正是美国民权运动高潮时期,整个美国社会处于一场大变革的关头。摆在沃伦法院面前的,是一场近一百年前南北双方六十万士兵用生命都没有解决的政治难题。现在,或许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弥补自己没有做成总统的缺憾,沃伦选择通过最高法院的判决来解决黑人民权问题。沃伦所面对形势之复杂,同他的前辈马歇尔所处环境不相上下。正因为此,沃伦也选择了同马歇尔一样的方式,极力促成全体一致判决,为判决增加权威性,以免给南方留下反驳的余地。

然而,即使是在强势的马歇尔时代,作为传统的异议仍然存在。在1804年的Simms & Wise v. Slacum一案中,威廉·帕特森大法官表示了自己的异议,这应是目前所知的最高法院实行法庭意见制度之后最早的一份异议。

由于英国普通法传统的巨大影响,再加上美国人对自由的高度信仰,异议出现在法院中并非难以想象。在马歇尔法院时期,占据主流的还是以杰斐逊代表的民主共和思想,其中言论自由是重中之重。言论自由思想的核心之一即在于承认不同观点的价值,并保护其存在。同理,大法官们的不同意见不但不会损害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反而可以反映美国社会多元化的特点。此外,杰斐逊还认为,根据自己内心对法律和案件的理解,独立作出判断并同法院判决一并公布之,是大法官们应有的职责。不如此,就有可能损害大法官的荣誉感和责任心,致使大法官可以枉法裁判而不负责任。

只有胜负,没有对错

在美国司法体制内,对宪法的解释一直存在“刚性宪法”和“活的宪法”的方法论之争。“刚性宪法”理论者坚持对回归宪法文本和本意,而“活的宪法”理论者则认为宪法需要根据变迁中的社会背景而获取新的解释。无论现在坚持宪法本意的学者和大法官们是否同意,美国宪法确实一直是一部活的宪法。

对于肩负解释一部活的宪法的最高法院而言,异议就有了独特的价值。同多元化一脉相承,当社会发生重大变迁、人民理念也有很大改变之后,之前处于少数的异议很可能成为全社会的主流观点,在新的案件中成为多数意见,而原本的多数意见则会变为“异议”不被采用,少数甚至被直接推翻。普莱西案中,哈伦大法官的异议虽然雄辩却不能改变判决。但在今天看来,哈伦大法官的这份异议当然是不容置疑的“正确”观点,他在此案中高瞻远瞩的异议也成就了其“伟大的异议者”的伟名。

自从最高法院可以自由决定挑选需要审理的案件后,大法官们有意挑选那些涉及原则性问题的案件进行审理。案件审理数量的下降也使得大法官们有更多的精力详细阐述自己对法律问题的看法,最高法院的反对意见及协同意见的数量也因此迅速上升。

但异议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权威的下降。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背景环境下,最高法院异议的增加是必然的。盖因进步主义思潮后,最高法院向能动主义方向的转变,大法官们更多地主动参与到社会变革之中,有意无意的成为重大社会问题的立法者,而不再是传统的那个“最小危险部门”。而且作为宪政一极,最高法院本身也是一个政治机构,它的定位决定其所审理的案件具有更多的政治属性。政治关乎民意,民意不可能全体一致,于是就要妥协与共生。也正因为此,现在最高法院的许多的判决“只有胜败,难分对错”。

譬如事关妇女堕胎权的罗伊诉韦德案,原告一方以隐私权和身体自由选择权为法律依据,反对一方以胎儿生命不可侵犯为法律依据。权衡双方论据,一方是怀孕妇女的身心健康,一方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二者孰轻孰重?对于这个问题,中立裁判的大法官们和社会旁观者们谁都不能绝对确信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在该案判决三十年后,原告罗伊改变了立场,成为反对堕胎的代表人物。这一巨大转变也为最高法院的异议的存在和增加的合理性提供了绝佳的支持例证。

异议也维护权威

在当代社会,大法官们的异议也是推动社会变迁的一种动力,使得最高法院在多元化的社会更能与社会民意保持同步,而不至于直接同持不同意见的民众直接对立,丧失回转余地。异议的存在,让最高法院更具有代表性,因而也维护了其至高无上的司法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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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BBC报道说梵蒂冈的官方报纸报道称,教皇已经认可在例外情况下可以使用安全套。对于何种情况为“例外情况”,报道中目前只举出了男同性恋之间性行为。

这是梵蒂冈在使用安全套问题上做出的重大妥协。之前,教皇一直坚持,使用安全套进行性行为是不符合教规的。梵蒂冈对安全套的抵制受到各界的广泛批评,因为安全套现在的作用并非仅仅限于避孕,它还是预防艾滋病的重要工具。特别是2009年教皇在访问喀麦隆时公开称,“使用安全套不但不会控制艾滋病的扩散,反而会扩大艾滋病扩散的危险,危害公共健康。”教皇这一论断一出,各界哗然,因为这种观点显然与事实不符。

教皇之前之所以如此抵制安全套,乃是从道德角度出发。教皇认为,安全套的使用导致性泛滥无节制,增加了人们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所以,治本之策还是在于限制人的欲望,提高人类的性道德。

值得关注的是梵蒂冈给出的改变的理由。教皇认为,允许在例外情况下使用安全套,并非是抛弃从道德上控制艾滋病的根本原则,只是梵蒂冈根据既有的性行为现状(living sexuality),尝试一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更为人性的方法。

能否使用安全套不仅仅是个宗教问题,还曾经是个重大的法律问题。别看美国人性解放叫得那么欢,在1960年代以前,美国许多州不但禁止堕胎,还禁止避孕,使用避孕药和安全套可是个犯罪问题。1965年,康涅狄格州最高法院方才做出判决,裁定人工避孕属于合法行为,并将之定义为个人权利。

梵蒂冈教皇对允许例外的解释方法和美国最高法院在解释宪法有不少相同之处。在美国,对于解释宪法的方法,一派要求追求宪法文本原意(original Constitution),一派坚持与时俱进的活着的宪法(living Constitution)。美国进步时代之前,最高法院由对童工大量存在,儿童健康受到侵害的现实不闻不问,以宪法规定的契约自由原则作为判决基础。到了进步时代之后,契约自由原则受到法律界的挑战。最终,最高法院接受了时代的变化带给整个社会观念上的变化,适用living Constitution对契约自由加以限制,禁止雇佣童工。

梵蒂冈这次在科学与现实面前作出退步,尊重living sexuality,也算是一大进步。《圣经》和古老的宪法一样,也需要解释。在天主教解释,教皇对《圣经》教义的解读,自然也是最权威的,他就是宗教法庭的唯一一位大法官。和美国那九个老人一样,教皇在解释教义时也尽量不推翻先例,而是以与时俱进为理由,在先例上开口子找例外。

这或许就是政治的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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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公子的老板海夫纳获奖了。

最近,美国笔会(PEN USA)为海夫纳颁奖,表彰他在过去五十年中对一些文学大师及与言论审查作斗争的支持。海夫纳带着家人和两个曼妙女郎参加了在贝弗利举办的颁奖晚会。说来令人不可思议,海夫纳支持的作家包括加西亚·马尔克斯,索尔·贝娄和约翰·厄普代克,这些人个个都是举世公认的文学大师。

海夫纳出版《花花公子》后惹了一大堆诉讼,海夫纳大多赢了。这些诉讼使得大部分色情言论和出版物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花花公子》也成了美国言论自由保护的一个研究标本。但这只是在美国,在其他国家,《花花公子》的待遇就没这么好了。在此次颁奖晚会上,海夫纳就成自己是代《花花公子》在印尼的总编辑阿尔纳达领奖。因为在当地出版《花花公子》,阿尔纳达被法院认定有罪,现在还在监狱关着。

即使在美国,什么样的色情言论受到保护?什么样的不受保护?这其中的界限也是模糊的、漂移的。总体而言,由于美国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是从禁止国会立法的角度出发,所以其对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最大,因为政府一旦对言论施以限制,就必须为限制找到法律基础。为了避免被指控违宪,政府倾向于尽可能少施加管制。美国社会也形成一种社会价值观,即对于没有价值的言论,社会自会加以淘汰,无需公权力介入。

这一点也可以反映在宗教领域。前不久,因为在世贸大厦废墟旁建清真寺的问题,有美国牧师表示抗议,声称要公开焚烧《可兰经》,引起轩然大波。在美国烧国旗都是合法的言论表达,所以政府虽然对这种烧经行为表示反对,但也无计可施,无权干涉。好在美国社会有其自己的自我净化机制,主流观点一致谴责那位鲁莽的牧师,他最后也不了了之。

纽约市前市长朱利安尼是个坚定的基督教徒,在任内也是言论自由捍卫者眼中的公敌,就连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也曾在判决中谴责朱利安尼,称他在任内对言论自由的打压暴增,使得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成了纽约市的言论自由案件“专审法院”。

1999年,布鲁克林博物馆要举办一个前卫艺术展,其中一个展品是尼日利亚裔艺术家的圣母玛利亚系列作品。不同寻常的是,这些作品中的圣母玛利亚多是黑人女性,且由女性隐私部位图片组合而成。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画作上覆盖有非洲大象的粪便(画家在当地大象粪便寓意新生)。在得知这一事件后,朱利安尼暴怒无比,立即停止了纽约市对布鲁克林博物馆的财政拨款,并根据一份19世纪的租约要求布鲁克林博物馆搬家。

布鲁克林博物馆对纽约市提出诉讼,同时对市长朱利安尼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因为他藉公权力来实施个人对布鲁克林博物馆的报复。案件由第一修正案著名辩护律师佛洛依德·艾布拉姆斯案辩护,最终纽约市和朱利安尼输了官司。

可言论自由的边界在宗教问题上仍是不确定的。2006年,丹麦漫画作者韦斯特·加德多发表了一组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为主题的讽刺漫画,在整个世界引起激烈争论,一些伊斯兰组织号召全球追杀亵渎先知的作者,丹麦驻许多伊斯兰国家的大使馆整天被愤怒的穆斯林包围。但不久后,加德多在欧洲杯授予鼓励言论自由的“M100媒体奖”,德国总理默克尔为其颁奖。

一旦跨越国家、种族和宗教,言论自由的边界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在穆斯林看来,先知穆罕默德是圣人,属于言论自由的禁区,任何不严肃的作品均属对伊斯兰教宗教信仰的亵渎,是对穆斯林的侵犯。基督教世界本来也有何伊斯兰教相同的传统,毕竟二者有着共同的渊源。在《圣经》中,直视上帝属于死罪,因为那是大不敬。但现代西方国家在启蒙及世俗化之后,这一传统在世俗社会已经不再适用,政府更是不能引用宗教信仰来执法。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认为韦斯特·加德多的漫画肯定对许多穆斯林造成了精神上的伤害,欧洲国家援引言论自由作为对其漫画表达的保护也只能适用于特定的区域。一旦加德罗进入伊斯兰国家,若该国援引本国法律对其加以制裁,也并非不可以。关于这一点,美国法院定义色情言论自由界限的“社区原则”可以加以援用。讨论言论是否受到保护,应以言论对当地造成的影响而定。在西方国家,艺术家讽刺先知、讽刺圣母玛利亚,都仅仅是少数观点,社会中虽有人反对,但其危害微乎其微。但在伊斯兰国家,讽刺先知自然是罪大恶极。历史若是回溯到几百年前的欧洲,在圣母玛利亚画像上涂上大象粪便的作者,估计也难逃惩戒。

言论自由的界限虽是模糊的、漂移的,但需要警惕的是,不得以这种界限的不确定来否认言论自由的权利。在现实社会中,部分人以言论自由存在界限为由无限制的限制言论自由,故意忽略施加这种界限的条件;有的更以言论自由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界限为由,为所在国对言论自由的无限打压和钳制作辩护。这种辩护看起来振振有词,其实不过是对事实的歪曲罢了。

PS:这是一篇读书及读报的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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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英国曾有一部名叫OUTLAW的电影,翻译成“法外之法”。今年,NBC推出了一部名叫OUTLAW的律政剧,字幕组翻译成“法网恢恢”。意思完全不一样,翻译待遇相差实在太大。看了几集OUTLAW后,我认为还是“法外之法”更准确些。

NBC这部律政剧很给力,一开场就很有分量: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忍Cyrus Galza受不了政治的束缚和内心的煎熬,在将一死囚从死亡边缘拉回后,愤然辞职,重操旧业,成了一名辩护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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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号入座

抱着铁饭碗的大法官辞职当律师?不可能吧,哪个法律人会这么傻?是的,现在美国最高法院有大法官在还能胜任时辞职,但去重操旧业干律师的却真的没有。当然,这事历史上有过,但那是很OLD的事了。

美国建国初期,最高法院地位低,大法官做起来也乏味,因此跳槽的很多,有去做州长,还有去做外交官的,还有回到家乡当州法院法官的。搞得前几年大法官走马观花的换,很是精彩。

1916年,曾担任纽约州州长的大法官查尔斯·休斯为了竞选总统而辞职,在以几千张票的微弱劣势败北后重操旧业,又做起了律师。休斯是牛人,因此他这前大法官出现在辩护席上让许多法官都不安生。那时,上诉法院中著名的卡多佐法官素以才华闻名于同行,但卡多佐就曾说过:当休斯在他的法庭上出庭辩论时,他至少要等辩论结束24小时后才着手撰写判决书。为何?为的是从休斯那迷人的辩论中清醒冷静下来。休斯之后,就再也没有大法官自愿辞职另谋他职了(后面几个辞职后干其他工作的大法官多是政治安排,非出于本意),再不想干,也要如苏特大法官那样,等到熬到能拿全额退休金且自己中意的总统上台之后方告老还乡。

Galza退休的第二点原因和苏特大法官很像,都是忍受不了最高法院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同僚之间的争吵。不同的是,苏特辞职后做起了自己本色的隐士生活,Galza却依然花天酒地、纸醉金迷。

大法官是赌徒兼浪子?OMG,Extremely Gisgusting!在Outlaw中,加尔扎一出场就是在拉斯维加斯酒店的浴池中和一裸女洗鸳鸯浴,场面极其淫荡。这要是被曝光了,最高法院不炸锅才怪。在民主宪政体制之内,有强大的新闻媒体存在,美国政坛从来不发丑闻,但最高法院这块确确实实难得的干净。最高法院也出过事,但客观来说,的确都是小事,只不过美国人对大法官的素质要求高,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是大事,马虎不得。

阿贝·福塔斯是约翰逊的铁哥们,也是盛极一时的大律师(曾担任吉迪恩一案的辩护律师,在最高法院确立了穷人获得律师援助的权利),日进斗金,生活豪奢。约翰逊对福塔斯特别重义气,想方设法要将自己好兄弟给送到最高法院风光一下。福塔斯虽进了最高法院,表面上风管,实际上于他而言很不划算,因为收入锐减。福塔斯整天开着劳斯莱斯去上班,后来因为被发现收了2万美元的外快,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因行为不检而被迫辞职的大法官。

大法官沉迷于美色的还真的难找,要是允许捕风捉影对号入座的话,那只能对不起现在还在最高法院里的托马斯大法官了。托马斯是黑人,但却娶了个白人老婆,而且和共和党穿一条裤子,常找处于弱势的黑人的麻烦,否定自己赖以为生的肯定性政策。美国黑人最恨的就是托马斯这种人,发达后就忘本,而且还一定要娶个白人老婆,脱离黑人身份,努力使钻进白人上流社会。托马斯之前还有臭名昭著的辛普森。现在,美国媒体仍不断揶揄托马斯和他的白人老婆。

大法官只有九个,一般一干就是十几年,长了可以撑三十年。提名大法官的总统都挂了,大法官还能照样精神抖擞干劲十足。因为人数少,更替不频繁,所以谓之重要,相应的提名大法官的过程也十分谨慎细致。当有大法官有辞职的意向时,司法部长下属的一个法官遴选团队就会从早已准备好的候选人名单中再筛选一部分适合做大法官的,然后派调查人员把大法官的历史底细查得一清二楚,说过的话、写的论文都会翻出来仔细检查,生怕提交给参议院的候选人作风和立场有问题。West Wing中有一集就是讲总统提名大法官的事,那法官的法学院作业都被翻出来了。在这么多到筛子的过滤下,选出来的法官说完美有些过,但绝对是根正苗红,毕竟提名被拒对总统来说也是很难堪的。

加尔扎身上有很多大法官的影子,但每一个都不能对号入座。因为,加尔扎是个喜剧角色。

百转千回

Outlaw的编剧很给力,每一集戏都高潮迭起,惊奇不断。印象最深的是第三集。加尔扎在睡梦中被放高利贷的人的叫醒还20万刀的赌债,期限只有24小时。一穷二白的Galza找到旧情人老板千求万求,预支了20万美元的工资,同时还接了一个指控年轻妈妈谋杀婴儿的案子。在讨论案件时,加尔扎从电视新闻上得知一球队的主力球员意外受伤,禁受不住诱惑,又把这借来的20万美元全部下注用来赌球了——赌受伤球员所在队的对手赢。可在Closing前夜,新闻又说那明星球员受伤是假消息,正准备closing的加尔扎几近崩溃,紧张得不敢看比赛直播。而那边厢,加尔扎的伙伴Al却(Al是对方球队的球迷)却不断地打来电话,一边聊案子一边炫耀他的兴奋,因为他喜欢的球队的表现非常精彩。看来,加尔扎这下完蛋了,20万债务转眼要滚成40万。

第二天关键时刻,观众们一边看紧张的加尔扎在法庭上做结案陈词,一边同加尔扎一样为赌球失败后40万赌债怎么办担心。为了酝酿气氛,编剧让加尔扎戴上幸运领带,在法庭外熬到判决结果后才公布比赛结果。然后,陪审团出来宣布被告无罪,加尔扎在法庭上取得胜利。观众送了一口气后,Al宣布,昨晚那个赛前假伤的球员在球场上真的受伤了,然后他的球队一败涂地。然后,然后加尔扎赌球赢了。

卧槽,所有观众都被编剧给狠狠地涮了一把,而且是牵着鼻子随便涮。牛啊!实在太牛了!这还没完。这集开头时放高利贷的人说过,加尔扎的赌债到了下周就会滚成35万美元,加尔扎这一赢,怎么说也是能够还完赌债且还有盈余的。像我这样的观众会想,加尔扎这个一直被参议员抓住赌博小辫子而不得不辞职的大法官这下终于无债一身轻,在后面的剧集中可以大展宏图了。加尔扎也这样做了,拒绝了继续赌博的诱惑。正在大家都松一口气时,剧情又急转:在最后一个镜头中,加尔扎还是赌性难改,又去下注了。

这恶心的赌徒,真的没救了。

没办法,只要赌性不改,后续剧集必然是花样不断,观众朋友们,等着继续被编剧涮吧。

与时俱进

和之前风靡五年的Boston Legal一样,Outlaw的剧情题材紧跟社会热点,保持了与时俱进的特色,但略有改编夸张。像第2集就讲了前不久的亚利桑那州移民搜查法案,第3集表示了饱受失业之苦的美国人对糟糕的经济状况的不满,第4集改编了丰田公司在美国大规模召回汽车的话题。

在最高法院担任大法官时,加尔扎以保守派的面目出现。父亲车祸身亡后,他逐渐发现i帧及其实是个自由派。出人意料的是,加尔扎在第二集中却代理了亚利桑那州的警察与民主党派来的联邦检察官对抗,看起来又变成了一个保守派。

这集写得很好,有点讽刺民主党的味道。靠近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亚利桑那州出台严厉的移民法,允许警察在大街上搜身核查拉丁裔非法移民。民主党的联邦政府认为亚利桑那州出台这样的措施针对拉丁裔人有种族歧视之嫌,因此在联邦法院起诉了亚利桑那州。

剧集中的故事和现实差不多。一移民警察在边境拦住一个拉丁裔人核查身份,对方反抗,警察开枪,结果一查这人还真是正儿八经的美国公民。加尔扎最后取胜的关键是他从赌场老板那换来的录像证据,证明受伤者当时形迹可疑,在核查时又暴力反抗,因此警察才开枪。另外还强调警察只是执法者,不应替州的立法背黑锅。

其实,民主党在管制非法移民问题上就是坐着说话不嫌腰疼,整天在华盛顿吃香喝辣不知道边境州的苦不堪言。他们也都知道非法移民问题很严重,需要管理,但又不愿意去下重手政治,生怕损害了他们追求平等、保护弱者的伟光正形象。就这集的剧情来说,真的核心问题很简单——在美墨边境拦截非法移民,绝大部分对象都是从拉丁美洲偷渡来的。所以,警察在执法时,当然要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拉丁裔人身上。这不是歧视,这是实际需要和实践经验,难不成在亚利桑那州去赌加拿大来的白人不成。

不法之徒

Outaw也有“不法之徒”的意思。这部剧就是一群“不法之徒”在执行“法外之法”。加尔扎不用说,一个当了大法官还五毒俱全的人,已经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了。第二集中,为了获取录像证据,他与赌场老板达成协议,允诺以后出问题时帮他;在第四集中,为了阻止自己的当事人同汽车公司私下和解掩盖汽车缺陷真相,他利用泡的美女记者把和解信息“泄露”出去,让汽车公司撤回和解。

加尔扎手下负责情报搜集的助手露辛达也和他很像。为了获取证据,露辛达可以不择手段,坑蒙拐骗色诱无所不用其极。另两个助手,一个是迷恋加尔扎的金发美女梅瑞达,一个是耶鲁刚毕业的精英帅哥艾迪,这两个人能力有余诡计不足,工作生活中总是被露辛达涮。这三个助手的打打闹闹,让整个团队在巨大的诉讼压力中仍能保持笑声不断,这也是编剧亮点之一。估计不久,梅瑞达和艾迪也会越来越无法无天。

最后惊喜

很不幸,NBC已经宣布,砍了Outlaw。如果你前面看得很开心,现在很伤心,我很感同身受,也很高兴。

Outlaw之所以被砍,目前收视率不高是一个因素。但这部剧反响很不错,许多评论都认为只要给予一定时间,其收视率会逐渐上升(以前经典的West Wing开播之处也差点被砍),并很可能成为继Boston Legal之后有一个成功的律师剧。

最为关键的原因在于NBC所面临的法律诉讼。律师Larry Klayman声称该剧窃取了他的创意,甚至连主人公加尔扎的名字都和他起一样。Klayman执着于曝光克林顿和布什政府的丑闻,创建Free Watch的组织,至今仍不断提起诉讼,是为难缠的主。Klayman这次放言,如果谈判不满意,我不起诉我就不是拉里·克莱曼了(I wouldn’t be Larry Klayman if I didn’t bring a lawsuit)估计NBC这剧真的栽在编剧手中了,所以心虚先停止继续播出。

伟大的编剧们,你们真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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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事案件中,真相到底是什么?

对于警察、检察官及辩护律师而言,探寻真相是一个逆向还原的过程。警察及检察官力图通过自己的证据和推理,重现案发时的场景,并将之与被告人联系起来;而律师的逆向还原,则是尽力通过寻找控方证据中的问题和推理中的漏洞,给陪审团再造另一种可能。如果辩护律师重构的作品比控方更加完美,则辩方完胜。在美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即使不能完胜,只要使得控方的还原存在重大漏洞,并足以让陪审员形成合理怀疑,亦可以取胜。有些案子就这样稀里糊涂的结了。像辛普森杀妻案,刑事诉讼中辛普森胜诉无罪获释,但民事诉讼中却败诉赔了一大笔钱。许多年后辛普森还自作聪明的出书忽悠钱,名字就叫《假如我做了》。

在2006年FOX推出的律政剧Justice中,律所合伙人Ron曾有一句名言:只要你拥有最好的律师,你就拥有了正义。Ron所说的正义当然不是真相,他和他的手下都是武装到牙齿的大律师,目标就是让法庭宣布他们的客户NOT GUILTY。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他们干得都是份内之事,没什么好指责的。只是Ron自夸他们是实现正义的使者,就有些王婆卖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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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今秋新推出的律政剧The Whole Truth和当年的Justice风格类似,连演员也有重合的(扮演检察官Terrence Edge的就是JUSTICE中的扮演律师Luther的Eamonn Walker。更为巧合的是,Justice中的Luther以前的职业也是检察官)。该剧取名The Whole Truth,字幕组翻译成“全部真相”或“真相之后”。无论中文如何翻译,其涵义很明显——刑事案件中没有完全的真相,或曰案件真相其实隐藏在法庭上发现的“真相之后”。

The Whole Truth的推进套路类似于小学时作文课常教的“总分总”写作模式:首先,案件发生,当事人出场,检察官Kathryn Peale和辩护律师Jimmy Brogan紧跟着介入;其次,控方开始调查取证,整理出有利于控告的证据。说完控方后,镜头拉回,讲述辩方的调查取证工作。在这一部分中,控辩双方会有交叉互动情节;最后,控辩双方将证据呈上法庭,展开法庭辩论,提交陪审团判决。

在这部剧中,第二部分控辩双方分别调查取证、两条线同时推进剧情是其特色,和以往律政剧要么偏重控方,要么偏向辩方的情节模式明显不同。显然,编剧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展现真实刑事诉讼案件中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工作过程。

由于故事基本套路是控辩双方平行,因此剧终两大主角也被编剧设置成同学关系。Kathryn和Jimmy是法学院同学,Jimmy一直在追Kathryn,虽然Kathryn一直没给答应,但两人私下里关系还是很暧昧的,出了法庭Jimmy就找机会打情骂俏。可这样一对暧昧的人,到了工作中立马完全变样,剑拔弩张,都拼尽全力把对方打败。这种一张一弛的角色关系设置也给本剧带来了一道养眼的风景。

但看完第一季前几集后,我认为,这部剧整体上仍是一部失败之作。

该剧的最大问题在于本末倒置。此剧剧情重点集中于不断出现的新证据上,而剧中人物被放在次要、甚至微不足道的位置。双方证据眼花缭乱,但观众总感觉这些证据是突然蹦出来的,和两个主角——主角检察官和律师——没什么关联,就是没有这两个主角,这些证据还是会出现,证据之间的冲突和真相的扑朔迷离依然存在。

即使证据出现之后,也未见主角在证据链条的整合上下多大功夫。譬如,第一集中死者实体上被刻了个中文“友”字。当编剧让控辩双方都分别发现这个证据时,观众就会产生合理期待,期待这个“友”字成为后面剧情的高潮,Kathryn和Jimmy将会围绕该证据展开一场精彩的法庭辩论,形成该集剧情的高潮。

果然,在证据质证阶段,Jimmy呈上了被告人家中发现的这个“友”字并解释了其中文含义,以此作为被告人和死者之间的良好关系。Kathryn先前虽然注意到了死者身上的“友”字符号,但并不晓得其中含义,还以为是古埃及象形文字。当Jimmy解释之后,编剧给了Kathryn一个若有所思状的特写。至此,Kathryn应该立即起来,用此证据将被告人和凶手联系起来。可是,Kathryn的特写镜头过后,什么都没发生,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这太反高潮了。

不料在结案的closing中,Kathryn却提出了这个“友”字问题,并将之作为指控被告就是凶手的两大证据之一。这就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了。且不说如此重要的证据未经质证是否可以采纳,单就影视作品的情节来说,一个高潮点被遗漏了,不能不说是遗憾。

以往的律政剧要么围绕律师展开,要么围绕检察官展开,总之有一个核心角色。剧集主角是推动剧情发展的主线,也是编剧所要打造、用以吸引观众的英雄人物。观众潜意识里会将自己投射到剧中的主角身上,从主角的奋斗与胜利中获得一种精神快感。但在The Whole Truth的编剧所采用的这种控辩双方平等同步展开的剧情模式中,没有谁是英雄,没有谁是反派,双方不但关系暧昧,还力量对等。如此一来,观众在剧中肯定无法找到一个能投射自己的英雄角色。如果找到了,那一定是案件编写的太简单,从一开始就能看出结果来。这样的剧看起来,自然会让观众感到乏味。

现实不等于戏剧。The Whole Truth或许更接近现实,但它却离戏剧较远。

PS:刚写完,去搜索了这部剧的新闻。很不幸,又被砍了。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有观众认为美国人品味有问题,这实在是误解。ABC这两季在律政剧方面都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上季末推出的The Deep End至今未见复活迹象,估计是没希望了。

The Whole Trut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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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平权运动新的司法胜利

2010年9月9日,中加州地区联邦地方法院的Viginia Phillips法官宣布美国军队现行的“不问不说”政策(DON’T ASK, DON’T TELL)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和第五修正案规定的任何人不得自证其罪的权利,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实施该政策,是为Log Cabin Republicans v. United States.

LCR案是联邦法院系统在近半年之内作出的有关同性恋问题的第二个重要判决。2010年6月,北加州地区联邦地方法院的沃克法官在佩里案中判决禁止同性婚姻的加州宪法修正案违宪,并宣布同性恋者有缔结婚姻的权利。目前加州的联邦法院对同性恋比较支持,Phillps法官能够作出这样的判决并无太大的意外。

但令人意外的是,Phillips法官的判决发出后,行政分支向该法院申请暂缓执行,但被Phillips法官所拒绝。之后,司法部又向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申请临时禁止令。上诉法院接受申请,并下达了临时禁止令。要知道,在2008年的竞选中,奥巴马公开承诺过如若当选,将在自己任内废除军队的“不问不说”政策。但现在司法部门裁定该政策违宪无效后,奥巴马的司法部却没有顺水推舟,配合司法部门废除该法,反而坚持上诉,寻求推翻地方法院的判决。

司法部是行政分支的一个构成部门,隶属于总统领导。司法部的部长、副部长等高级官员均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需要服从总统的领导和管理。除非是在一些特定案件中特设的独立检察官可以不受总统干涉,其他司法部的官员都要维护总统的立场,执行总统的命令的。所以,LCR案后出现的这种司法部的行动和总统的竞选承诺背道而驰的局面就十分诡异了。

诡异的奥巴马

其实,造成目前这种诡异局面的正是总统奥巴马自己。对于同性恋问题,奥巴马的立场是模糊的,甚至矛盾的。在竞选中,奥巴马表示不反对同性恋,但又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这是一个中间立场,也是典型的竞选立场。对于“不问不说”政策,奥巴马虽然在竞选时表示会在自己任内废除该政策,但后来又宣称不能操之过急,要制定有一个谨慎的方案缓步推进。

在2008年大选中,奥巴马对同性恋的支持为其赢得了同性恋选民的支持。但这一次,面对同性恋平权具体行动问题时,奥巴马则退缩了。这表明,2008年大选时奥巴马的表态是典型的竞选承诺,做不得准。军队对同性恋问题是“不问不说”,而奥巴马则是“只说不做”。更何况2010年中期选举在即,奥巴马政府在经济问题上面临各方指责,两院优势难保,他更不想在同性恋问题上节外生枝,以免得罪保守派选民。

除了中期选举外,促使奥巴马回避的还有司法因素。目前,佩里案正在上诉法院等待审查。佩里案是近年来同性恋平权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案件,推动者试图通过联邦法院系统的诉讼,一举废除全美各州对同性婚姻的禁令,彻底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同性婚姻合法化问题是同性恋平权进程中最大的障碍。如果同性婚姻能够合法化,那么同性恋平权也将随之实现,其他对同性恋的歧视政策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正是因为佩里案关系重大,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一方对此案也极为重视。现在,诉讼双方的目的是相同的——都试图把此案上诉到最高法院,由最高法院做出一个宪法性裁决。

如果最高法院最终审理佩里案,并判决同性婚姻合法,则将是同性恋平权运动的重大胜利。如果结果相反,同性恋平权进程将出现严重倒退。无论如何,最高法院的判决是政客行动的风向标。此时的奥巴马,显然是在等待风向明确之后再决定如何行动。在打定不做出头鸟的策略后,奥巴马有理由要求司法部就不闻不问案上诉,以求拖延时间,等待佩里案的审理结果出来后相机而动。无论佩里案结果如何,奥巴马都可以将选民关注的焦点推向最高法院,包括来自各方的批评指责。

另外,造成这种诡异局面的,还可能有第三种因素——奥巴马本人内心其实是反对同性恋的。这种猜测或许太过不可思议,但并非不可能。奥巴马在“不问不说”政策问题的立场上首次倒退出现在他当选总统19天后,这种变化太过迅速。更不可思议的是,在2009年7月,白宫和一些民主党人向共和党人参议员黑斯汀施压,要求其撤回一份禁止军队使用联邦经费驱逐军队中的同性恋军人的法律修正案。

奥巴马在公开演讲中,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均宣称要废除“不问不说”政策,但又同时表示无法提供明确的时间表。白宫方面宣称,废除“不问不说”政策属于国会立法权范畴,在这一问题上,白宫将服从国会的决定。这是典型的政治踢皮球。对此,2009年5月,一些军事法学者召开研讨会后宣称,奥巴马如若真想废除该政策,并不一定需要等待国会修订法律,因为总统有权颁布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军队停止执行该政策。这些学者又把皮球给踢给了奥巴马。

废除“不问不说”政策真的影响民主党的中期选举吗?未必。根据《华盛顿邮报》、CNN、奎尼匹克大学民调中心等机构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大部分是支持废除“不问不说”政策的。也就是说,奥巴马如果着手废除“不问不说”政策,对民主党的中期选举是有利的,或者至少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如果民心可用,那么奥巴马反对是受到了来自军方的压力吗?从目前情况看,这种猜测也是不成立的。

自1994年该政策实施以来,已经有数一万三千余名军人因表露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而遭军队除名。随着美军每年招募新军短缺,军队内部也倾向于放宽该限制,以扩大兵源。美国一些退休军人团体和高级将领们,包括鲍威尔将军、现任参谋长联合会议主席马伦上将等都公开表示目前该条件已经成熟,政府可以废除该政策了。

共和党人的立场

当然,美国社会仍有许多人在在维护“不问不说”政策,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就是领军人物之一。在今年年初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麦凯恩当着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马伦上将和国防部长盖茨的面宣读了一份退役军官联名信。在信中,这些联名的退役军官们要求维持“不问不说”政策,因为“该政策是维护军队纪律、秩序和良好环境所必需的”。但稍后一退役老兵组织对麦凯恩宣读的这封联名信予以了驳斥。该老兵组织指出,在公开信上签名的军官有许多已经过世,还有一些名列其上的军官在看到联名信后公开否认自己曾经署名。所以,麦凯恩宣读的这封联名信是虚假的。

在同性恋问题上,以党派来划分立场是不可靠的。事实上,LCR案的原告正是加州地区的一个共和党人退役军人团体。在六月的佩里案中,加州的共和党州长施瓦辛格也公开表示支持同性恋者,在佩里案中通过不应诉来帮助原告。

真假奥巴马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通过司法诉讼(主要是挑战反鸡奸立法合宪性的诉讼),同性恋者已经解决了其存在合法性问题。在存在合法性问题解决之后,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平权问题也随之成为新的前进目标。只有实现了权利平等,才能最终完成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平权目标。

目前,社会各界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相较以前已经有很大的提高,这是一个社会更加宽容、进步的标志。经过佩里案的初审,反对同性恋者在事实及法律基础论证方面已经一败涂地。除非宗教信仰因素成为最高法院裁决的主导因素,否则同性婚姻合法化指日可待,同性恋平权目标彻底实现亦为时不远。在此关头,奥巴马在同性恋问题上的诡异表现不得不让人怀疑——到底哪一个奥巴马才是真的奥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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