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Three: Shortcuts

法学院流氓肄业生

在决定美元贬值之前,罗斯福在椭圆形办公室询问一群参议员,确认自己是否有合法权力下令美元贬值。俄克拉荷马州参议员托马斯·戈尔回应道:“总统先生,您可以现在走上大街,打倒一个老头,把他拖进白宫,剥掉他的衣服,然后当二手衣物卖掉。如果您这样做是合法的,您让美元贬值的计划也就会是合法的。当然,只要你想做,一切都无所谓。”稍后,罗斯福命令美元贬值。

为了贯彻自己的行政命令,罗斯福会不择手段。为了处理银行业危机,罗斯福宣布全国所有银行放假,暂时关闭,他还称他这样做有坚实的宪法授权基础。可当参议院为了减少失业,通过一项最低工时法时,罗斯福却以他认为违宪为由否决了该法。罗斯福将自己摆在了宪法解读者的位置。

在新政立法过程中,宪法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但并非是决定性因素。一切工作的核心,只是确保各方面的新政立法能够尽快拟定,尽快通过,尽快实施。许多重大的立法的制定,并没有咨询司法部的意见,像成立国家复兴署(NRA)的法令中竟然赋予了行业组织进行行政立法的权力。对此,法兰克福特教授督促罗斯福对新政立法的合宪性予以注意,因为新政已经远远超越了宪法对行政分支的授权,迟早会吃官司。

这些做法都重返显示了罗斯福的政治个性。同许多美国总统一样,罗斯福也是律师出身。依常理而言,律师出身的总统在行动时时多少会有法律人的思维特点——考虑相关的法律问题。但是,罗斯福是个例外,他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的法律人。

罗斯福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1年级时就挂了很重要的一门课,并因此没拿到法律学位。像这样的肄业生是没办法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但罗斯福不知使用了什么通天手法,毕业后却通过“非常规”手段取得了律师执照。

许多年后,罗斯福在当纽约州州长时,恰逢哥大法学院召开校友会,罗斯福在会上发言,畅谈美好时光。当时的校友会主席揶揄罗斯福州长:“要是你能回到哥大补考通过拿到学位的话,你回忆起来校园往事来才能真正开心。”罗斯福却答道:“我本人的成功充分证明了那门考试是多么不重要。”或许罗斯福是想说——即使没有毕业证,俺也能拿到律师证。

罗斯福作为一个法律人的表现,也展示了他以后从政特点:只问“对与错”,不问“合法或违法”。只要是对的,就该是合法的。

拯救者or独裁者

罗斯福对个人动机与意志的自信和坚持,让许多人感到可怕。当时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正在德国肆虐,反对者担心罗斯福变成美国的希特勒,担心美国政府变成一个personal government。在大萧条中,也的确有人呼吁美国需要一些独裁统治方式来帮助国家走出经济危机。

现实主义法学实现了对传统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和司法哲学的颠覆,但失去了限制的现实主义哲学则容易演变为独裁。因此,不能说反对罗斯福的人都是死硬的保守派。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不过是对两种道路的利弊权衡不同罢了。“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只不过是认为与其走向独裁,还不如保持现状好。大政府、小政府,强势联邦、强势州权,这是美国政治和司法领域缠斗了百年的话题,也是贯穿了一代又一代美国人的政治和司法理念。

罗斯福在担任纽约州州长期间,与纽约州所属的上诉法院关系良好,卡多佐法官的现实主义司法哲学与罗斯福推行的改革措施有着共同的理念。罗斯福在就任前夜曾写信给已经是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卡多佐,表示希望以后能够继续保持良好的关系,潜台词是希望卡多佐大法官在司法中支持总统的政策。这种行为是不恰当的。后来的杰克逊大法官曾回忆道:罗斯福并不像其他人一样,对司法分支和行政分支之间的界线有着清晰的认识。

其实,当时的大法官们还是比较注意与总统保持距离维持两大分支的界线的。但像布兰代斯这样极其支持罗斯福的大法官也需要同总统保持沟通,因此时任哈佛法学院教授的法兰克福特就成了布兰代斯和罗斯福之间的“传声筒”。当然,法兰克福特远不止是一个传声筒,他是整个华盛顿权力圈的“拉比”。法兰克福特和罗斯福相识甚早,关系深厚,志同道合。法兰克福特向罗斯福政府输送了大量的门人,这些人充斥于民主党、白宫、国会,他们都身居高位,决定着政府政策,是新政的策划班底。但法兰克福特本人一直保持低调。

罗斯福上台初期几个月中,最高法院隐约透露出友好的姿态。对于新出台的新政政策,如National Recovery Act,外界盼望着政府能够将相关的案件送到最高法院,让之前保守最高法院做出有利于新政的判决,以打消各界的对新政合宪性的疑虑。但此时的罗斯福政府却没有任何行动,反而在紧张的时间内忙着论功行赏,将担任在最高法院代表政府出庭的首席政府律师职位给予了一个能力较差的人。彼时,经济仍处于萧条中,人民渴望变革,更重要的是,人民对罗斯福的支持程度非常高,他们因此认为无需让最高法院通过判例赋予新政合法性,只要把新政法律制定出来,就会畅通无阻。谢索认为,司法部的人看似信心十足,但这其实是没有自信的表现,是一种鸵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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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

最高法院的阿喀琉斯之踵

英国学者James Bryce在他的名著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一书中写道,美国国父们没有考虑到最高法院法官人数多少的重要性,他们制定宪法时允许人数变动,主要是考虑到以后美国会扩大,巡回法院数量要增加,对应的大法官人数也有增加的需要。这给美国宪政留下一个激烈的斗争点。法官人数的变更,虽然有时出于司法理念之争,但更多的时候,是总统和国会之间权力斗争的战场。美国历史上,总统与国会斗争不断,大法官的人数也有数次变更。在罗斯福上台前,最后一次变更时1869年,当时确定了9个大法官席位。到了1933年,普通人已经对大法官席位问题不了解了,65年没有变化,已经使得人们想当然的认为,大法官就应该是9位。

James Bryce的睿智在于,他在1888年时就曾警示过美国人,以往大法官席位变化都是因为总统和国会之间的对立,但假若有一天,总统和国会立场一致,共同与最高法院斗争,美国及美国人该怎么办?Bryce指出,到了这一天,就要靠人民自己的智慧了,靠人民对三权分立制度稳定性的维护。Bryce的语言在1930年代得到了实现。罗斯福虽然在竞选中表示了对最高法院的指责,但直至他上台后,他还没有产生填塞最高法院的念头。但是,当时已经有人想起了这个斗争工具,向罗斯福提出填塞计划了。

大法官的人数多少,正是最高法院的阿喀琉斯之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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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继续读Supreme Power,发现一个颇为有趣的事件。

1937年罗斯福政府提出的法院填塞计划最终版并非出自司法部长卡明斯的原创。早在1913年,威尔逊总统的司法部长就曾抱怨说,联邦法院的许多法官年龄都太大了,不足以胜任繁重的法院工作。这位司法部长提出一个在当时被视作不现实的解决方案:任何联邦法院法官,一旦年龄超过70但仍不退休,总统就自动获得一个机会,提名一个年轻的法官进入法院,包括联邦最高法院。

24年后,罗斯福的司法部长卡明斯抄袭了先辈的这个idea,经过长期酝酿,形成了罗斯福政府的法院填塞计划的核心。历史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这个idea的原创者正是卡明斯要用法院填塞计划架空的大法官之一——詹姆斯·麦克雷诺兹。麦克雷诺兹24多年前配制了一副政治毒药,在自己任内没能毒倒最高法院,24年后自己却要吞下。

另外还有一个关于罗斯福行事的风格细节。

话说,罗斯福喜欢秘密行动。对于重大决策,他会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不但是对外界,对他的内阁班子成员也是如此。譬如法院填塞计划,知道最终行动计划的只有罗斯福和计划设计者卡明斯两人,其他曾接触过计划草案的人都被要求严格保密,一旦有任何人泄密,会立即被清除出团队,甚至连最初起草并论证该计划的司法部律师葛德纳也不知道罗斯福的最终决定。在内阁会议上,罗斯福还和卡明斯唱双簧,故意问卡明斯到底该怎么办,显示出他还没有拿定注意的样子,甚至大放烟幕弹,故意向成员暗示要采取其他计划,其实他们两人早已经商量好并做出最终决定了。其他人,包括内政部长、劳工部长等一干为新政呕心沥血的成员,也是承担最大法律诉讼压力的成员,统统都被罗斯福蒙在鼓里。

罗斯福曾对他的财政部长摩根索说:“永远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你的右手在做什么。”摩根索有些惊讶的问道:“总统先生,那我是‘左手’还是‘右手’?”罗斯福笑了笑,安慰摩根索,“你当然是右手。不过,我把我的左手放在桌子下面了。”

罗斯福就是这样,喜欢看到计划最终披露那一刻他那些事先被蒙在鼓里的同僚们的惊讶表情。但这也只是表象。正像他的助手后来所回忆的那样,罗斯福常会把同一件事分派给若干个人共同完成,以使得每个人都不会知悉计划的全貌,只有他一人可以掌控一切——一种对权力的绝对掌控。

1936年底大选后,罗斯福的两个诤友相继去世。其中,路易斯·霍威的去世对罗斯福的打击最大。霍威是罗斯福的政治启蒙导师,也是罗斯福最信任的批评者,他在罗斯福的两个家和后来的白宫都有自己单独的房间,时刻给罗斯福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霍威也是唯一一个,能够直言不讳批评罗斯福的人,如直接骂罗斯福的一些想法是“最愚蠢的”。霍威去世后,再也无人能够取代他留下的空缺,直到罗斯福去世仍是如此。

谢索认为,罗斯福和卡明斯在法院填塞计划中的保密是二人自作聪明,自以为计划天衣无缝畅行无阻。1936年大选的历史性胜利让罗斯福忘乎所以,以为有了绝对的民意他就可以为所欲为,洋洋自得于自己创造出来的乐观泡沫中。言辞间,作者谢索暗暗流露出对霍威的“怀念”,也预示着稍后那场宪政危机中罗斯福和卡明斯的尴尬与难堪。

PS:今天COSTA没有遇到“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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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十分惊艳:国人笔下经由这样的妙笔生花,真相见恨晚!胡兰成的笔下,山川草木,飞禽走兽,贩夫走卒,都有了灵性。平常人眼下的家长里短,劳作休息,也别具风致。即使是汪伪政府中的汉奸和日本侵略者,在胡的心里,也都各有各的庄严气象。如胡兰成所说,一切的一切,都有他们自己的好,都是好的。

“好”这个字贯穿了《今生今世》全书,是出现最多最频繁的词汇。但看此书过半,不禁感觉这个“好”字的出现实在太过频繁了。虽仍喜欢他的文字,但一遇到“好”字,心中变隐隐生出厌恶之感。初时的赞叹,是认为胡兰成用他的眼睛和笔,“重新发现”了一种隐藏在日常生活中不为人所知的美感,感觉行文间一种智慧和洒脱的风骨跃然纸上。但看到胡兰成潜逃在温州,张爱玲来看望他,他却表示自己“不喜”一节时,心中的厌恶感顿时强烈起来,终于压过了对他文字的喜爱,推翻了以前的看法,发觉自己太幼稚,被忽悠了。

需说明的是,我不是张爱玲的粉丝,张的书我一本都没读过。但看《今生今世》,不得不说胡兰成对张爱玲是无情无义的。刚刚和张爱玲分别,就和新认识的秀美在一起。如此也罢,毕竟人心易变,感情不能强求,他与张爱玲的缘分,算是尽了。但此时的胡兰成,心中明显是想一切照旧,既维持与张爱玲的关系,也维持与新欢的激情,一脚踏两船。张爱玲从上海千里迢迢来温州看望他,那是坏了他与新欢的好事,自然不好。照胡兰成的心思,张爱玲应该呆在上海,待他日不再被通缉,他回上海时就可以继续和张爱玲在一起。如果到了温州,就和秀美在一起。把自己当皇帝,把女人当行宫,何其乐哉!可张爱玲那样的性情,怎能容忍胡兰成这样的荒唐,自然散了。散了散了,胡兰成对他的想法,却是认为理所当然,并无任何不妥及值得歉疚之处。“其实我并不觉得爱玲与我诀绝了有何两样,而且我亦并不一定要想再见她,我与他如花开水流两无情,我这相思之时志气不坠。”

胡兰成嘴甜如蜜罐,很会讨女人欢心,一生风流成性。胡兰成的风流,是一己之风流,一旦女性对他有所束缚,他会毫不犹豫的抛弃她们,不留一丝挂念。见到张爱玲,他立即和自己的妻子离婚;到了日本,他又和日期一枝同居数年,最后也是说别就别。一枝不是最可怜的,她还有自己的家。最可怜的,当属胡兰成的发妻玉凤和武汉的护士小周。

玉凤对胡兰成的好,胡兰成自己写得很清楚,也很感人。可是玉凤病危之时,胡兰成在做什么呢?胡家依靠他这个男人出面筹钱以尽人事,他筹不到也罢,毕竟人在穷途末路,亦是无可奈何。可是在阴阳相隔的节点,结发夫妻之情,怎能抛下?胡兰成如果真的像他自己所写的,有人事之情和美,思想是“正”的,无论如何也该守在玉凤身边,送她最后一程。可胡兰成倒好,借钱不到,干脆留在有钱的干妈家不走了。在那里,他吃好喝好住好,不用听垂死中的妻子的哀痛,也不用看她那留恋的眼神,正所谓眼不见心不烦。玉凤就这样走了,一个人孤零零的走了,没带走意思夫妻情意绵绵。

胡兰成认识忽视小周之时,他同张爱玲结婚还不算久,感情正在炽热中。胡兰成的套路很明显,搬出他那一套“好”的理论,四处夸赞小周的好,夸赞炮火连天下地狱般的武汉的好。在那个环境中,未经人事的小周护士则能经得住胡兰成这样的才子的忽悠,很快就交出了自己。胡兰成心里也明白,他给不了小周一个未来,连现世的安稳也给不了。日本刚一战败,胡兰成即一人逃难,留下了小周孤身一人于危险之中。走的时候胡兰成也清楚,此一别,待国民政府接受武汉之后,小周安安危难保(后小周果然被下狱)。但胡兰成还是决绝地去了。在他的笔下,小周没有任何怨言,他的心中也没有任何歉疚。到了杭州,虽偶尔想起,还曾哟过用自己换出小周的念头,但也只是一闪而过,很快就忘掉了。待有了秀美,就更不会想了。“对小周我亦一样。人生聚散是天意,但亲的只是亲,虽聚散亦可不介意……小周在汉阳,想必已无事出狱。我今是亲友发生怎样的变故不测,亦不会对之哀痛摧伤,只是无间生死存亡,我总把它放在心上。我的心事变只是这样的心事。”

胡兰成在日本时,同借宿的主人一枝又好上了。胡兰成自己也交代了,在当时的日本,同人妻发生婚外情,属于破坏他人家庭,是为社会所不齿的行为。依胡兰成的“好”,这事有违人事情理,是多么的不好。可胡兰成并没有自责之心,他觉得他很正当,他所做的,只是把事情隐藏起来,不让一直帮他的日本友人知晓罢了。

在感情这个问题上,胡兰成学的是曹操的权术哲学——宁我负天下女人,不可天下女人负我。

胡兰成对待感情如此,对待亲情也是如此。青芸是他看着长大的侄女,知情达理,在小时候就陪着玉凤,在玉凤病时也一直是她伺候在身边。后来,胡兰成一人在外,也是青芸在照顾她的孩子。作为一个侄女,青芸对他这个小叔叔算是孝顺至极了,如同女儿一般。在南京后期,胡兰成与汪精卫不和被下狱,正是青芸从上海连夜赶到南京找到了胡兰成的好友、日本大使池田,这才救了他的性命。可对于这个侄女,胡兰成并没有给予她长辈应有的关怀和爱护,更无回报。胡兰成飞黄腾达之时,也未见青芸沾他什么光。国民党战败,胡兰成逃亡香港时,青芸也在上海。胡兰成写道:

惟有青芸很苦。她今已有两个小孩,男人又调到山西北改造去了,而我的一家仍累她。阿启已进北京人民大学,宁生也去进了共产党的学校,肩下小芸与宝宝,一个已十四岁,一个已十二岁,跟了姐姐到熊家来看我,叫我”爹爹“。顾念亲人与财产是人的美德,我无财产,儿女之情是有的,但共产党利用人的美德使之以身殉,则我亦无情,就如此坦然的走了。

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祖辈说出的话。一方面说自己有儿女之情,有人的美德,一方面又能抛弃晚辈妇孺,独自一人逃跑,而且还是“坦然的走了”。青芸的两个孩子去拜见胡兰成这位爷爷,这本是做晚辈的本分,但胡兰成却认为,这是共产党要利用人的“美德”拦下他,不让他走,这会让他被抓住送死。所以,他可以无情。即使青芸一家困苦,让孩子出面到曾经富贵过的叔叔家寻些接济,不给也罢,不理也罢,胡兰成又何必找这样牵强荒谬的理由,来为自己的无情无义开脱。两个不懂事的小孩子,怎么和逐鹿天下的政权扯上关系,竟能被政府派遣来稳住他胡兰成。

即使是不得已不顾侄女孙儿死活一人而去,但毕竟是分别,寻常人至少也会有哀戚之感。可胡兰成却能走的很坦然,没有半分亲情。人世常有”以小人之心度君之之腹“的说法,至胡兰成,则是”以小人之心度晚辈亲情“。绝情如斯,让人叹为观止。

胡兰成一生的名声,不是毁在男女之事,而是毁在他在汪伪政府任职,落得一汉奸名号。

胡兰成笔下的汪伪政府,俨然以中华民国的正统自居。汪精卫政府的人,多胸怀大志,以天下苍生为根本,以世界和平为己任,清正得不得了,都是好的。不但汪精卫好,连陈碧君也知书达理,巾帼不让须眉。连侵略者日军,也都是好的。

今年《上海书评》曾刊有李黎《青山绿水,几度兴亡》一文,对胡兰成的虚伪讲得恨透彻,特别是关于他在汪伪政府任职一节。对于日军侵华,胡兰成认为中国也有责任,因为中国部满足日本的要求,所以引来了日军;在连天战火下流离失所的难民,其实也不算难免,因为他们不怪,战争使他们“只更爱惜起眼前的人来”;年轻人也正是得益于日军入侵,才有机会走遍中国山川欣赏自然风光。这些,都是日军的好,都是汪伪政府的好。

这当然不是日军的好,不是汪伪政府的好,而是胡兰成的“笔好”。胡兰成当国汪伪政府的宣传部部次长,如同《1984》里的真理部部长一样,能把黑的说成白的,坏的说成好的;能把侵略屠杀说成亲善共荣,把助纣为虐说成爱民如子;能把江河破碎说成气象更新,把流离失所说成阳春郊游……所有的邪恶,所有的残暴,所有的苦难,都被胡兰成一一隐去,剩下的自然都是“好”了。

上海的一干白相人和卖国汉奸,如吴四宝等人,在胡兰成心中也是无比伟大。胡兰成后来泡到了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于是花了很长的篇幅讲这个女人。讲她的心思和气度,讲他们的成婚。其中有一个细节,说佘爱珍记性好,见任何人一面,就会记住不忘。靠着这个本领,佘爱珍帮助吴四宝抓住很多重庆派来的间谍和特工,统统都送到76号了。讲到此处,胡兰成对佘爱珍满是夸赞,说她能担当大事。不过什么民族正邪,全都放到一边了。所以,胡兰成这汉奸名号,是永远也去不掉的了。

这其实是胡兰成忽悠人的套路之一,就是说什么都只说好的,不好的统统都“和谐”掉,或者粉饰歪曲一番也变成好的。除了这一板斧之外,胡兰成有一招,那就是夸大,把芝麻说成西瓜,把西瓜说成太阳,利用一些人的皇帝新衣心理,让人都跟着说好。你不说好,那是你傻你笨你没看到。

吴四宝的女儿玲弟自杀,原因说来简单得很。一是为不听母亲祝福擅自动用所藏储蓄投机,将十几万美元巨款赔得一干二净;二是为与有夫之妇有染,生下一子,却不敢然母亲知道,无颜面对。年轻女子,在那艰难年代接连遭遇如此打击,因而有了轻生之举,并没有特殊之处。但这事到了胡兰成眼中,可比领袖一句讲话一般,字字真理,连标点符号都含有震古烁今的意义。胡兰成写道,玲弟的死,“是积极得好像一剑答君王,因为她做女儿的晓得爱珍这个娘做人的价值,她维护娘,是维护认识的尊贵……她不愿把人来这样轻贱如儿戏,所以她的死又像是忠臣的死于社稷,不肯逃走。”这种夸赞,无论怎么看,都是离题无边无际,纯粹是一厢情愿的臆想和奉承,跟琼瑶阿姨的裹脚布小说似的。当然,琼瑶阿姨的小说是很畅销的。

当然,这样无限夸大是有目的的。因为夸了玲弟,就是夸了她娘畲爱珍;夸了佘爱珍,就是夸了佘爱珍现在的老公他胡兰成自己。这也是胡兰成的一个本性——虚伪。

胡兰成善伪,对此他在书中也承认过。他流落广西、温州一带时,对于能帮助他的人,他都想法设法搭讪结识。自己也说过,只要能对自己有好处,说些假话,也没什么。胡兰成以假身份和梁漱溟通信,赢得梁漱溟的好感,其实是想通过梁漱溟来投靠共产党的新政府。只是看到北上这条道不可靠时,才放弃,继而逃到香港去。后来到了日本,又四处演讲,大骂毛,骂新政府。我认为,不能认为胡兰成是因为心中真的有一套大东亚共荣的思想理论体系,所以才参加汪伪政府,极力为日军侵华辩护的。胡兰成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依附权贵进行政治投机罢了,并无什么高深奥妙之处。

胡兰成对佛学似乎颇有研究,还专门出过书。在《今生今世》中,胡兰成常引佛家典故,使得文章看起来微言大义,玄妙深刻。如果是真的做到佛家所言物我两忘,看透红尘俗世六道轮回,胡兰成的言行,还真的不失洒脱和智慧。但可惜终其一生,胡兰成忘的只有自身之外的人与事。胡兰成什么也没看透,他只是选择性的忽略,有意识的歪曲,为自己的虚伪和无情无义找借口而已。他这些招数,张爱玲也早已看透。李黎在前文中曾引用《小团圆》中的影射情节,讽刺胡兰成的好:

九莉先是说之雍“文笔学鲁迅学得非常像”,“她狂热的喜欢他这一向产量惊人的散文”。可是到了后来,她看透了他,也不再欣赏他的文字了,连他注册商标的语法都看不顺眼听不顺耳:当之雍说“你这样痛苦也是好的”(真真是胡兰成的口气!),她觉得是“怪腔”,一看见“亦是好的”这样的话就要发笑,甚至“骇笑”。

胡兰成的文章,看几页还可算是享受,看多了,绝对是恶心自己。看完这本足本《今生今世》,对他这个人惟有八个字:

无情无义,寡廉鲜耻。

Hu Lan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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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Storm Center

完人休斯
查理斯·伊文思·休斯在1930年被胡佛提名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在休斯的确认听证会上,参议员们对他的攻击十分激烈,在过去一百年也鲜有相比的。
这倒不是因为休斯不够资格担任首席大法官,也不是国会杯葛胡佛,而是在发泄民众对最高法院的不满。在过去的1920年代,塔夫脱领导的最高法院坚持自由放任主义哲学,高举司法能动主义大旗,前所未有的否决了许多国会立法。最高法院坚决捍卫大公司和富人的利益,忽视了大多数民众的需求,使自己占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大萧条到来后,人们自然而然的将怒火发泄到最高法院头上。
Chief_Justice_Charles_Evans_Hughes
 查理斯·伊文思·休斯(1862-1948)
事实上,在那个年代,再也没有人比休斯更核实的首席大法官人选了。不但如此,客观地衡量,休斯的资质在任何时代都是无与伦比的。纽约州州长,美国国务卿,总统候选人(1916年与威尔逊竞选,以几千张票惜败),最高法院大法官(1910-1916),美国最好的律师……这些头衔每一个的分量都很重,而休斯集以上所有头衔于一身。休斯天生为法庭而生,他的发言在任何时候都是精确的,就像一架精密完美的仪器。卡多佐大法官才华横溢,但在纽约上诉法院期间,当台下有休斯在辩护时,卡多佐从不会在辩护结束后24小时内做出裁决。卡多佐说,他希望能给自己留下足够的时间从休斯的发言中冷静下来。
休斯留着一副古代冯·达克式美髯,看起来如从历史书中穿越到现世的人。同时代的人公认,休斯是那个时代最接近全能上帝形象的世俗完人,也没有人比休斯更像首席大法官了。罗斯福的新政智囊,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兰克福特也谦虚的说:“当休斯在说话时,周围的人只需静静聆,实在没有说话的必要了。”
休斯的威严外表使他看起来非常冷酷。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曾送他一个绰号——大胡子冰山。其实这只是他的表象。休斯的孙子回忆道,休斯其实内心激情如火,他也常常自我怀疑情绪失控,他有时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激情以至于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不能自拔。早年在纽约时,休斯曾主持调查纽约的天然气和保险业丑闻。那时的他的胡子是红色的,看起来就像一个激进分子,媒体漫画把他比喻成“戴眼镜的龙卷风”。
休斯法院
休斯的回归受到了大法官们的一致欢迎,大家都是最高法院的老相识了。但休斯接手的可不是一个轻松的担子,此时的最高法院正处于几十年一见的风口浪尖上。最高法院积极扩张原本用于保障黑人奴隶的第十五修正案的内涵,否决了一大批社会经济立法。在1920-1926年之间,最高法院否决的事关社会经济问题的立法比过去半个世纪都多。保守派法官将自己看做是对抗正在到来的共产主义和专制制度的“斗士”,并将之视为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同社会主义空想理论的对抗。
在前任首席大法官塔夫脱的领导下,最高法院日益分裂,保守派大法官萨瑟兰甚至认为,“法官的角色不是服从法律,而是抵御社会对个人的不正当要求。为达此目的,法官即使与社会大多数对抗也在所不惜。”
在彼时的最高法院,保守派四位大法官被称为“四大黑暗骑士”,他们分别是:萨瑟兰,皮尔斯·巴特勒,詹姆斯·麦克雷诺兹和威利斯·范德文特;自由派大法官有布兰代斯,霍姆斯,斯通,罗伯茨左右摇摆。在这种情况下,新任首席大法官的一票至关重要,外界对休斯的立场翘首以盼。
1932年,霍姆斯大法官退休,胡佛提名卡多佐继任。
休斯在1930-1931年的庭期给最高法院带来了新的气象。在主持最高法院的第一年中,休斯使得最高法院改变了过去几十年中坚定维护自由放任经济原则的形象,不再随意解释宪法,特别是利用正当程序原则推翻国会和政府法令。自由主义者对此感到欢呼雀跃,认为最高法院已经偏向自由主义。
但1932年的几个判决很快打消了自由主义者的乐观态度,休斯法院又推翻了一些立法。人们发现,除了一开始的印象,休斯法院和塔夫脱法院并无二致。而所谓最高法院的分裂,明显被夸大了。根据统计,在1930-1932年两个庭期,在关于联邦和州的社会经济立法案件中,九位大法官做出了85%的一致判决。
Hughes Court 
休斯法院
法官与政治
“最高法院超脱于政治。”这是那个时代美国的政治信条。各界都认为,大法官的私下里的个人政治偏好不会影响其作为大法官的司法裁判。
1932年,胡佛和罗斯福两人竞选总统,双方所秉持的社会哲学迥然不同。大法官们虽然小心翼翼的避免公开自己对候选人的偏好,但在他们同家人及密友的交流中不难发现,他们的偏好是十分强烈的。
布兰代斯自然是偏向罗斯福,他同罗斯福的智囊法兰克福特是亲密的朋友,二人经常交流大选的问题。大选结果刚出炉,布兰代斯就前往乔治亚会见休假的罗斯福。布兰代斯迫切想为新政出谋划策。斯通个人更佳喜欢胡佛,他认为残疾的罗斯福不可能获胜,但他又希望危机中的国家有所变革。另外,斯通也是法兰克福特的好友。
保守派大法官也都认识到了眼前的危机,但他们认为如果罗斯福获胜,将导致国家走向崩溃。范德文特曾长期在共和党任职,他私下里称罗斯福是空想家,认为要求变革的人是病急乱投医。
一万美元的退休金
1932年的一件小事影响了历史,造就了随后几年司法分支同国会和行政分支的激烈对抗。当年夏天休庭后,年届73岁高龄的范德文特已准备退休,他自数年前起就饱受中风困扰。范德文特出生于印第安纳一个富裕的家庭,年轻时崇拜“水牛比尔”。1884年,范德文特移居荒凉的怀俄明州,在30岁时就担任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不久,范德文特辞职重新执业,代表大铁路公司进行诉讼。1910年,西奥多·罗斯福提名其进入最高法院。
如民主党人所反对的,范德文特的立场很明显,他态度保守,在有关企业的诉讼中,他总是支持企业一方。同时,范德文特的能力也有问题。在1931年庭期,范德文特仅写了一份判决。范德文特文笔很差,不止一次,首席大法官将分派给他的案件移转给其他大法官,因为庭期即将结束,他仍无法完成。
1932年,国会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立法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退休金减半,减少的金额约为每年10000美元。这次削减并非国会提议,而是由总审计长提出的。这个立法实在可有可无,削减大法官的工资省不了多少钱,毕竟大法官就那九位。布兰代斯曾通过法兰克福特督促参议院修改此法,但参议员们纷纷表示很忙很忙,就通过了该法。斯通大法官很震惊,无法淡定,写信给法兰克福特抗议。法兰克福特显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看到斯通大法官的震惊感到很好玩,还回信逗他。我想,法兰克福特要是知道为了每年省下几万美元引发的巨大灾难,我想他一定不会有闲心逗斯通了。
萨瑟兰身体多病,自从1927年起就常年泡病号,人也七十了。看到自己的退休金被大幅削减,范德文特和萨瑟兰这对保守兄弟绝对继续在最高法院干下去,坚决不退休。1933年春天,国会又恢复了大法官的退休金,但却无法挽回范德文特和萨瑟兰的心,二位老人被吓倒了,心想有了第一次就能有第二次,谁知道国会会不会在他们一退休又削减棺材本。大萧条正猖狂,苦日子还没熬到头,还是继续干下去保险。不但范德文特和萨瑟兰如此,其他所有大法官也都将退休金问题看做是否退休的关键考虑因素。如果罗斯福当时知道,我想他会很乐意给大法官们涨退休金的。
就这样,因为1万美元,罗斯福失去了在任期第一年失去了两次任命大法官的宝贵机会。这样的机会一纵即逝,罗斯福没有抓住,他为此付出了四年任期的代价。

Justice Van Devanter Justice Sutherland

范德文特大法官和萨瑟兰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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