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文原为【读品】新书推荐临时所写,篇幅不长,发表于4月16日的【读品】上。稍后会写一篇读书随笔。

最高人民法院何帆法官的最新译作《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是一本很有趣的书。该书是继鲍勃·伍德沃德和斯科特·阿姆斯特朗合著的《最高法院的兄弟们——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要案审理纪实》之后又一本“揭秘”联邦最高法院力作,曾获美国法律协会颁发的“银法槌奖”。

法律学界研究联邦最高法院的运作往往注重于学理阐释,分析相关的法律理念和社会背景等等,而对做出那些重要判决的大法官们自身却着墨甚少。虽然美国其他法院都允许电视直播庭审过程,但联邦最高法院至今仍禁止摄像设备进入法庭。一直以来,大部分人眼中的大法官们就是“九位身穿黑色法袍、高高坐在司法神坛上的裁决者”。

《九人》延续了《最高法院的兄弟们》的手法,向外界展示了红色幕布之后的大法官们的真容。读者们看到的不再仅仅是九位大法官,而是九位老人,九位普通的美国人。在自由主义者图宾笔下,肯尼迪大法官有些爱慕虚荣,斯卡利亚大法官尖酸刻薄,托马斯大法官简直像个不学无术的辛普森,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是个良好的管理者,奥康纳大法官则是最高法院里政治家,而去年刚辞职的苏特大法官整个就一隐士。

这本书有祛魅的意义,它打破了普通人对联邦最高法院“崇高信仰”。在书中可以发现,大法官们的工作并非是解释并适用宪法这么纯粹,许多判决的做出是和大法官们自身的政治观念和价值观念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是他们自身政治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延续。奥康纳大法官因为自身的共和党政治信仰,在2000年大选案中通过自己的关键一票将布什送入白宫。虽然后来布什的施政深深伤害了奥康纳,但她却依然选择在布什任期内辞职,以将提名机会留给她所深爱的共和党。同时也可以看到,在日益分裂的现代美国社会里,联邦最高法院是如何成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鏖战的战场的。

这本“祛魅”之书对国人思考宪政、思考法治有着积极的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图宾并非在表达对最高法院作用的蔑视,更非是反对法治和司法独立,他的批判是基于现代的美国民主社会这一大背景的,中国读者万不可照搬用来批评中国法治,否则真是谬之千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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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戴蝴蝶领结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保罗·斯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辞职了。

这已不是什么新闻了。在各种猜测流传了许久之后,老人家终于在4月9日正式宣布在2009-2010年开庭期结束后正式辞职。今天——2010年4月20日——正好是斯蒂文斯九十大寿。斯蒂文斯在最高法院当了35年的大法官,是最高法院历史上任期第四长的大法官,时间最长的,正是斯蒂文斯的前任——威廉·道格拉斯(36年)。

斯蒂文斯出生于芝加哥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早年也是律师,后经营饭店(现在芝加哥的希尔顿饭店就是老斯蒂文斯的产业)。斯蒂文斯先在芝加哥大学获得英语文学学位,后留校继续攻读硕士。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一天,斯蒂文斯投笔从戎,加入美国海军,从事破解密码及情报方面的工作。斯蒂文斯在海军中表现出色,曾因带领团队破获日本海军电报内容,帮助海军击落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座机而获得铜星勋章(二战从军的经历深刻影响了斯蒂文斯,这也是他在焚烧国旗案中站在保守派阵营中的原因)。二战之后,斯蒂文斯在哥哥理查德的劝说下改投西北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两年后以该学院历史最高成绩毕业。

和许多法学院优秀毕业生一样,斯蒂文斯毕业后首先到联邦最高法院做了当时的拉特里奇大法官的助理。一年期满后,斯蒂文斯回到芝加哥,进入Poppenhusen, Johnston, Thompson & Raymond 律师事务所工作(该所在1960年代改名为Jenner & Block。有些眼熟?嗯,就是前些天发布雷曼破产调查报告的那家律所)。刚毕业的斯蒂文斯显然还未能适应冷酷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文化,他对律所在他领取律师执照那天扣除了他的工资的做法感到十分不满,以至于刚开始就决定不会在这家律所长久工作下去。不过也正是在这家冷酷的律所里,斯蒂文斯开始处理反垄断法事务。没两年,斯蒂文斯果然辞了职,到国会参议院工作。1952年,斯蒂文斯再次返回老家芝加哥,和几位以前的同事单干,成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Rothschild, Stevens, Barry & Myers。凭借自身的聪明才智和努力工作,斯蒂文斯迅速成为那个年代里最好的反垄断法律师。1969年,斯蒂文斯参与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腐败案的调查并担任调查委员会的起诉律师。此案为斯蒂文斯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帮助他成为该州律师协会副主席,同时也为他后来被提名担任上诉法院大法官奠定了基础。

1970年,经尼克松提名,斯蒂文斯进入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担任法官。五年后,一直试图把提名机会留给民主党总统的威廉·道格拉斯大法官终于还是抵抗不了疾病的折磨,不得已递交了辞职信,给接替尼克松的福特总统一个提名机会,同时也给福特出了一个难题。道格拉斯是自由派眼中的英雄,福特恰好在六年前试图弹劾道格拉斯,如果选择一位保守派人士,则会被外界解读为福特在报复道格拉斯,这对非民选的福特来说无疑是糟糕的选择。后来,福特的司法部长爱德华·利瓦伊向福特推荐斯蒂文斯,想必曾担任芝加哥法学院院长的利瓦伊对斯蒂文斯这位伊利诺伊州“律师中的律师”印象十分深刻。在全国范围内“默默无闻”,意识形态比较温和,打着标志性的蝴蝶领结的斯蒂文斯以98:0的高票通过参议院的大法官确认投票。福特是尼克松辞职后接任总统职位的,后来也未能连任,任内在内政外交上均无多大建树。不过福特认为,他当年对斯蒂文斯的提名时其短暂的总统生涯期间十分闪亮的一笔。在2005年斯蒂文斯任职三十周年记年时,福特曾写信给斯蒂文斯表达祝贺,在信中这位前总统依然为自己三十年前的选择感到无比骄傲。而道格拉斯也一定没有想到,经过许多年后,他始终放心不下的共和党提名的继任者竟然会成为和他一样的最高法院中的自由派领袖人物。

John Paul Stevens斯蒂文斯在参议院提名确认听证会上(1975)

在接受提名时,斯蒂文斯给外界的形象是中间偏保守。根据专门用于衡量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职业能力和意识形态立场的Segal-Cover评分法,斯蒂文斯在接受提名时的职业能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得分分别是0.96和0.25,这表示斯蒂文斯具有非常好的职业能力,但在意识形态上比较保守。在任内初期,斯蒂文斯曾经反对过“平权政策”,也曾在焚烧国旗案中发表过慷慨激昂的反对意见,斥责焚烧国旗是对美国精神的背叛。但美国多久,斯蒂文斯就开始转变立场,依从他的“从实践中学习”的司法哲学,开始支持平权政策,有条件的反对死刑,主张言论自由,支持联邦权力等等。自从1996年布莱克门大法官退休后,斯蒂文斯成为资深联席大法官。根据最高法院的传统,当首席大法官在案件表决中处于少数一方时,由多数方中最资深的大法官分派判决书的撰写工作。在保守的伦奎斯特法院时代后期,斯蒂文斯成和金斯伯格大法官一起成为自由派的领军人物,撰写了许多重要案件的判决。

但是,直至2007年的一次采访中,斯蒂文斯仍然坚称自己是一位保守的共和党人,不是自由派。而根据2003年的一项调查统计,斯蒂文斯其实是联邦最高法院内最自由的“自由派”大法官。这十分有趣,一个自称保守的大法官却被公认为最为自由的大法官。是耶?非耶?针对这个问题, CNN资深法律评论员、《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一书的作者图宾在斯蒂文斯退休后接受媒体采访时一针见血的评论道:“不是因为斯蒂文斯更自由了,而是因为最高法院更保守了。”

其实何尝是最高法院更加保守了,向保守方向转变更快的是整个美国社会和美国政治。在建国初期,总统提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时主要考虑地域因素,因为要平衡建国各州之间的利益。后来,南北方背景、宗教信仰、种族等因素都成为总统提名大法官时的重要考虑因素。但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政府时代开始,共和党总统在提名时把候选人的意识形态立场放在第一位,是否会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成了关键考量因素。总之,共和党的原则就是——不要保守的,只要最保守的。像现在仍在任的斯卡利亚、托马斯及阿利托大法官都是极端保守的大法官。在这种背景之下,自认为是保守得共和党人的斯蒂文斯,以及已经辞职的苏特和奥康纳大法官就显得是自由派了。他们虽然在内心深处仍将自己归属于保守派,但他们心中的那个保守派却早已走得太远一去不复返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历史上共和党提名的大法官“叛变”的概率远超过民主党提名的大法官。不是共和党提名的大法官爱叛变,而是共和党向保守方向前进得太快,在宪政架构中被设计用来平衡社会激进势力的大法官们显然跟不上保守派的时代步伐了。

斯蒂文斯的辞职给了刚上任两年的奥巴马第二次提名大法官的机会,但奥巴马的这次提名并不能改变目前最高法院中保守派和自由派力量的对比。目前,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中,罗伯茨、斯卡利亚、托马斯及阿利托属于明确的保守派,金斯伯格、布雷耶属于自由派,肯尼迪属于中间派,时常摇摆,而去年刚接替辞职的苏特大法官的索托马约尔由于刚刚履任,立场尚明确,但应该也属于自由派。史蒂文斯辞职后,奥巴马应会提名一位同索托马约尔一样的温和自由派大法官。若果将来的新大法官秉持和斯蒂文斯一样的司法立场,那么最高法院仍会维持目前保守派略占优势的现状,唯一的改变就是自由派在最高法院中加入了新鲜血液。在很多年后的未来,民主党提名的这些大法官或许可以利用年龄上的优势扭转最高法院的保守现状。

奥巴马现在要做的,就是选择一位法律素养高超,立场温和且坚定,同时最好能像斯蒂文斯一样健康长寿的大法官提名人选。 同时——

祝约翰·保罗·斯蒂文斯大法官生日快乐!

Stevens in Rehnquist's Court 伦奎斯特法院时代

Walk Away 斯蒂文斯和现任首席大法官罗伯茨

后记:该文完成于4月21日,斯蒂文斯的生平多参照Wikipedia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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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从朋友处拿到一个奇异网的测试账号,终于遇到点闲暇时间,就第一次用它看了尼古拉斯·凯奇的电影Knowing(中文译为《神秘代码》、《先知》)。不得不说,这个高清点播视频网站的效果的确很好,有了它,没必要劳什子去下载了。而凯奇的这部电影,这让我十分的震撼和感动。

好像自从第一部《国家宝藏》开始,尼古拉斯·凯奇就和“神秘符号”的破解结下了不解之缘,接连拍了《国家宝藏》的续集,这个片子又是一个由神秘数字符号引起的故事。不同的是,这部片子不再搞笑娱乐,而是走温情路线,里面融合了科学哲学、宗教信仰以及俗世亲情和爱情,看得过程中我不停地思考,彻底被它吸引了。

其实这个片子的核心——随即论和决定论——并不陌生,前些年有一期《科幻世界》的彩页中就曾专门介绍过。面对黑暗得一无所知的宇宙,地球人和盲人并无区别。人虽渺小,却也十分独特伟大。想想看,这个宇宙有许多物理性质,用现有的物理学知识表示就是许许多多的物理常数:万有引力常数、电磁耦合常数、普朗克常数等等等。这些常数如若稍有变化,这个宇宙就完全不会是这样。地球和太阳的距离也是恰到好处,正好可以用来孕育生命。如果地球离太阳稍微亲近一些,地球就会热得要死;稍微远点,则冷得要死。总之,不在这个位置就不会有生命。

对于这个精妙的宇宙,许多科学家认为恰好就是如此,一切都是随机的,生命是根据环境进化而来的,这就是随即论。但也有些人说,不,这一切都是有意识的安排好的,一切都是决定好的,这就是决定论。决定论往往走向宗教信仰,把这个世界解释为神创世的结果。正如《圣经·创世纪》所载明的:“上帝说,光,于是就有了光。”这种理论解释了这个宇宙的巧合与神秘问题,但也因此同科学家所坚持的随机论产生激烈的直接冲突。在影片中,MIT的物理学教授凯奇和他的神父父亲就是因为这一问题而父子反目,差点老死不相往来。

一封五十年前留下的神秘预言符号动摇了凯奇坚定的随机论信仰大厦,他的信仰随着对逝去妻子的思念和对孩子的爱而加速崩溃,他的人因此也因为这种信仰与现实的分裂而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但最终,对孩子的爱,对家人的爱让他放弃一切,坦然面对死亡的到来。影片中,凯奇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一起被这个宇宙的主宰者选中接走,并在新的星球安家——那块崭新的土地上有一棵树。而原来的地球,则毁灭于爆发的太阳日冕之中。

该片有很强的基督教因素,影片的主要情节即源自于《圣经》,创世论、末世审判、升入天堂、以西结书、上帝、天使等信息和符号不断出现,影片的结尾也是物理学教授和上帝信仰完美融合、创世者选中的人子进入天堂或伊甸园。当然,不同人对影片的结尾也有着不同的理解。新的星球的大地之上只有一棵树,有信仰的人多认为孩子们奔向的这棵大树是生命之树,意味着被选择的人子升入天堂,获得永生;而无信仰的人多认为这棵大树是智慧善恶之树,暗指生命重新轮回,获得重生的男孩和女孩要吃了那智慧善恶之树上的果子,重走亚当和夏娃的文明历程。但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源自《圣经》中的宗教解释。

也正是因为此,这部片子在豆瓣上也恶评如潮,近一半的观众给了3星的差评,认为该片是披着科幻外衣贩卖宗教信仰的伪科幻。另外也有人从情节上来批评其庸俗老套。我个人认为这些评价有失偏颇。就情节而言,我很赞同编剧芦苇的观点,同一类型的电影的情节经提炼后都差不多,都有固定的桥段,违背这种创作模式的作品多以失败告终,剩下成功的,那是天才作品。有,但极少。灾难片无非就是由一个意外发现开始,继而表现普通人在自然力量面前的弱小和无助,凸显人类的勇气、亲情和爱情。Kowning这部片子相比2012这样的灾难片有明显的提升,因为它把引起灾难的科学问题设定在“决定论”和“随机论”的冲突之上,从智力上就明显提高了许多,这远不是很弱的2012所能相比的。

再说宗教信仰,我觉得对这个片子感到不适可能是许多人对没有宗教信仰,或这是对宗教信仰不理解所致,认为片中所表达的宗教信仰以及相关的逻辑与价值十分低级弱智。我也没有宗教信仰,纯粹因为兴趣曾读过冯象先生翻译的部分《圣经》,在感叹文辞优美之余也为其中的信仰所触动。宗教信仰有其自洽的价值体系,这个体系是排斥逻辑的。用科学去否认信仰,和用信仰去否认科学史同样无用,同样可笑的举动。这个世界有许多科学所无法解释的现象,而科学能够解释的现象对整个宇宙这个人类的认知对象又只是沧海一粟,人类凭什么能够说科学能够解释一切呢。想想刘慈欣在《三体》中曾经提及的二维宇宙的虫子和定时喂食的火鸡的例子,就可以用科学世界自身现有的逻辑推导出人类智慧的渺小。宗教的价值在于它对庞大的未知世界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并给使人之为人的“心灵”以慰藉和归宿,而这恰恰又是科学最无能为力的。

许多人不是没有宗教信仰,只是找不到自己的信仰罢了。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有没有先知(Knowing),我只知道自己是“无知”的。

PS:该片画面和配乐也都很好,MIT的秋天让人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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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一位媒体行业的朋友组织某一豪华汽车的经销商和车友到偏远地区献爱心,现场资助了一些家庭困难的小朋友。这本是一件善事,但他却从那些从爱心人士手中接过百元大钞的小朋友们的眼睛中发现了异样的感觉。结合最近社会上愈演愈烈的公众人物诈捐事件的讨论,他不禁产生了“慈善当如何而为”的困惑,朋友里斯本也跟着讨论了这个话题。这两位朋友的讨论也触发了我的思考。在此,我想从一个公益组织的志愿者的角度谈谈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在我看来,我这位朋友所思考的种种行善难题——善款黑白问题、慈善动机问题、慈善形式问题等——都源自于目前中国社会对慈善公益事业所存在的巨大误解。在这种误解之下,行善者和旁观者常常高度对立,而且是慈善行为越轰动(如陈发树等人动辄数以十亿计的捐赠),对立程度越高。在许多人看来,慈善不再是自发自愿的私人行动,而是变成了像站队表立场一样具有政治色彩的行为(如汶川大地震的捐赠热潮中万科被“逼捐”事件),社会个体或企业被普罗大众挟持着“行善”,行善者不但不能得不到必要的尊重,反而常引得质疑声纷至沓来。这不但打击了行善者的积极性,也造成这个社会整体“善举”的不足,其负面作用不能说不巨。

对于善款资金的黑白问题,慈善公益机构需要做必要的审查,但没有责任要确保每一分善款都是捐赠人的“血汗钱”,这属于司法机关的职责,公益组织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僭越代劳。在西方慈善捐赠已成常态的社会中,不时就会爆出慈善公益捐赠者被指控犯罪的新闻,而一查就会发现很多大学、文化艺术机构等都接受过这些捐赠者的善款。如果受助机构在接受每笔善款之前都要联合司法部门把捐赠者的家底给查得一清二楚,那么整个社会慈善机制恐怕也要随之荡然无存。

李华芳同志说得好,社会个体应该“以道德的标准要求自己,以法律的标准要求别人”,没有根据就不能随便质疑。对于那些富裕群体或公司法人的捐赠行为,应该首先持以支持和赞赏的心态。无论这钱到底是黑还是白,它毕竟会被用于改善弱者的生活,促进社会的进步,增进人间的善,这总比被用于奢侈浪费掉要好得多。

不但对善款合法性要如此对待,对捐赠者行善的动机也应如此。社会中的人是复杂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做相同性质的事情的动机也不会完全一样。所以,猜测捐赠者的行善的动机的猜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但如此,这种猜测往往还会自陷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道德泥潭。

作为一个慈善公益机构,首先要端正心态,不能因为自己是做慈善公益事业就把自己的道德尺度无限拔高,并因而要求每个慈善公益事业的参与者,如志愿者、捐赠者乃至受益者都要怀着无比崇高纯洁的心态来从事这项事业。慈善公益机构所要做的就是坚持既定的宗旨,对捐赠人负责,对受益人负责,使得慈善公益事业的目的能够实现。笔者在这里当然不是鼓吹“为了慈善可以不择手段”,而是认为作为一个行动者,慈善公益机构必须认识到现实世界的复杂之处,以务实的心态去做每一件事。

志愿者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动机和目的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想帮助他人,有的是想丰富业余生活,有的是想扩大人际圈子……也有的兼而有之。同样,那些通过捐赠财富的人的动机和目的也是多样的:有的是发自内心的自然行为、有的是为了扬名、有的是为了积德、甚至有人是为了忏悔救赎……面对每个人广阔无际的内心世界,要想探究每个人的动机和目的显然是不可能的。此时,慈善公益机构所应做的就是确定每个志愿者、每个捐赠者的行为中有助于慈善公益事业的那部分,并将之凝聚在一起,用合理的方式,运用于成就慈善公益的事业中去。

当然,对于那些借慈善公益之名,行诈捐骗美名之实的人,无论是慈善公益机构还是社会大众都需要擦亮眼睛,谨防他们玷污慈善公益事业。虽然依据中国现行法律,具有救灾、扶贫等公益性质的赠与不能撤销,但慈善公益机构往往碍于颜面或以后的继续合作而不会对那些不履行捐赠责任的个人或企业采取法律行动,这就造成许多捐赠有名无实。在看待这种有名无实的捐赠之时,有必要区分一般捐赠者和具有公众影响力的捐赠者,并采用不同的标准。原因在于一般捐赠者不实际履行捐赠责任一般不会给慈善公益机构带来物质和名誉上的损失,但公众人物和企业组织由于其行为的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客观存在,他们不实际履行捐赠责任则会给慈善公益组织带来声誉甚至物质损失。更为严重的是,虚假捐赠往往使得那些需要帮助的不幸者的痛苦和尊严成为个别公共人物或企业组织自我标榜或广告牟利的工具,践踏慈善公益的事业。我想,这也是为何目前网友们对章子怡、余秋雨等公众人物的捐款是否到位问题穷追不舍的原因。其实根据现行的法律,作为娱乐人物或公众人物,他们的隐私权本来就比常人有所限制。

但允许公众对公众人物和企业组织的慈善公益之举加以严格审查并不意味着公众人物的慈善公益之举都要以宣传式的形式进行。这就涉及到慈善公益行动当如何开展的问题。

很多人一提起慈善公益活动往往就会在脑海中浮现笑容满面的捐赠人、整齐站立的受捐赠人、高高举起的巨型支票、闪光灯、红地毯等格式化的形象。这其实是一种很不合理,甚至很不人道的一种慈善公益行动方式。由于种种原因,NGO组织数量少且发展缓慢,基本都处于起步阶段,慈善公益活动也是如此。由于经验的缺乏,许多做慈善公益的NGO或个人往往不自觉的套用官方主导的慈善组织的行动方式开展活动,而未能深入分析自身的行动方式和受助者的心态,以至于出于善意的行动变了味道,甚至使得受助者感到自身的尊严没有得到必要的尊重。公众人物和企业组织在进行慈善公益活动时最常出现上述尴尬情况,而部分此类情况背后也存在着捐赠者出于私利而刻意为之的问题。中国的公众人物和企业组织的社会责任意识仍然十分欠缺,他们未能脱离中国传统社会中“大善人”概念的束缚,往往把慈善公益活动当作一种“施舍”,并力求从中收获善名和社会的赞誉。这种心态越是强烈,受助者的心理感受和尊严也就越难以得到顾及和维护。

前文曾谈到过,捐赠者的动机和目的是十分复杂的,部分捐赠者,特别是那些大的企业组织,在捐赠之时特别强调名誉问题,因而在行动时往往要求有媒体报道以扩大宣传。面对此种现实,慈善公益机构不应一概排斥,而应该加以缓冲,在确保实现机构宗旨和不伤害受助者的尊严和形象的前提下,使得那些捐赠者获得一定的名誉和宣传效果,从而实现各方共赢。如果实在不能调和,则此类捐赠放弃也罢,不必有有任何惋惜之意。

虽然现实中不能完全实现,但中国社会仍应该大力倡导捐赠行为私人化。这种私人化不是以前政府宣传的那种做好事不留名,因为这个还牵涉到事后对捐赠物资使用情况的监督问题。我认为,参与慈善公益事业应该成为公民个人工作生活的一部分,而非特殊的工作或生活形态。同样,积极支持慈善公益事业也应该是企业组织日常经营发展的一部分,因为它是企业组织的一种社会责任,而非社会贡献。当大多数国人以私人化的心态看待捐赠之时,我国的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必将有质的飞跃。

在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公民个人和企业组织社会责任意识已经觉醒的今天,政府有必要修订既有的有关慈善公益组织及行为的法律法规,促进NGO组织的健康发展,使之成为社会文化进步的一股强大力量。同时,政府也需要修订现有的税收法律制度,鼓励公民个人和企业组织积极投身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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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king The Supership是PBS的NOVA系列中的一集,讲的是二战超级巨舰“大和号”(YAMATO)沉没的历史。一批研究者聚集在一起,用潜水机器人潜入大洋深处探索了这艘巨舰的坟墓。在安静的坟墓中,研究者们看到了大和号残躯舰艏的直径达两米的帝国菊花纹章,这是大和号的标志,因为只有大和号上的菊花纹章才有两米的直径。

节目制作组提出了几个问题:大和号的最后一次出击是否是自杀性攻击?大和号沉没的细节是怎样的?大和号沉没时为何有高达三千的军官和士兵阵亡?

各方证据都表明,大和号的前往冲绳岛的最后一次出击的确是自杀性攻击,许多人都已明白一出征就跨上了不归途。大和号是日本海军和日本帝国的象征,因为它是“大和”——日本民族之名。这样一艘巨舰,从建造好后就成了日本海军的掌上明珠,被无比细心的呵护着,不敢让它遭受一点点的炮火。战争就要终结了,日本海军和帝国的象征绝不能被美国人俘获,它的归宿是那浩瀚的大洋。

通过对大和号残骸的分析,专家们重现了大和号沉没时的细节:多美鱼雷连续击中大和号左舷,造成船体侧倾翻覆。翻覆后主炮塔被重力从船体上撕扯下来,炮塔下面的弹药库随之发生爆炸,将大和号炸成大小不一的两截。与此同时,较大部分的后半截在船舱底部也发生两次爆炸,爆炸产生了两个巨洞。最后,两截残骸躺在了太平洋之下。

专家们指出,在大和号沉没前,许多军官和士兵留在船舱,并紧闭舱门。这是典型的自杀。大和号上幸存的老兵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游啊游,那一刻,我真的害怕死了。”片子结尾的解说词照例意味深长:

The largest battleship ever built was conceived less as a practical weapon, than as a symbol of national prestige. When the Yamato left on her final, suicidal mission, the admirals spoke of "honor" and "immortal glory." But no one speaks for the thousands of men entombed in her wreckage. We do not know their thoughts as they 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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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很感兴趣,也断断续续读了几本这一领域的译著。这几天在读书之余对这一领域的有关书籍做了简单的整理,形成了一个豆列,暂且名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研究”。以后不断会有相关书籍被补充道这个豆列,希望能对对这一领域有兴趣的朋友带来一些便利和帮助。

这个豆列搜罗了目前国内我所能发现的有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中文书籍,基本上全部都是由外文书籍翻译而来的,由此亦可见国内学界目前对这一重要领域的研究的匮乏。宪政和法治是法学界内的热门话题,谈论这个问题很难绕开美国,因而也就不可能绕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未来之宪政和法治虽不可能照搬美国的制度,但已经运转了200余年的美国宪政体制仍必将对中国的制度构建产生重要影响。认真研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相关问题,既可以使未来的中国宪政制度构建有一个较高的起点,也可以避免已在美国出现的问题。

豆列中既有着眼于理论的学术书籍,也有适合普通人阅读的畅销书;既有制度研究、也有历史研究。最近读了何帆老师翻译的图宾的《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和鲍勃·伍德沃德&斯科特·阿姆斯特朗合著的《最高法院的兄弟们》两本书,对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开始祛魅,也有感于了解这些大法官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对理解最高法院运行的重要性,因此在这个豆列中添加了许多大法官的传记。

有一本书要特别提下。何帆老师在《九人》的译序中提到了布莱克门大法官的前助理爱德华·拉扎勒斯写的《紧闭的办公室:当代最高法院的兴盛、衰落及未来》(Edward Lazarus, Closed Chamebers: The Rise, Fall, and Future of The Modern Supreme Court)一书,称拉扎勒斯因为写这本书而违反了最高法院法官助理不能泄密的行规,在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的葬礼上被众多助理朋友所冷落。这本书也有争议,曾有教授在Yale Law Review上撰文反驳书中的事实错误。但我查了下,目前这本书的确是罕见的由助理撰写的讲述最高法院内部的书。一直以来,最高法院都分外神秘,因为最高法院的保密措施分外严格。在1974年庭期刚开始时,最高法院为新招聘的法官助理举行的迎新鸡尾酒会,一贯以维护公民自由的英雄——布伦南大法官——严肃地告诫新加入的主力们:“每一个人——包括大法官和助理——都有一个责任,就是不计任何代价维护最高法院内部工作的机密。大法官们相信与助理们共享的信任咪咪将被尊重……绝不要有任何一篇新闻报道的内容是由大法官助理泄露出去的。一旦有消息被泄露,信任的关系就会被破坏。大法官绝对无法再与助理分享相同的秘密……不论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话题,我绝不和记者谈话”。以前的助理也会警告新助理,“绝对不得和记者交谈。一旦助理出现在报道中,就会被解雇,不会被进一步询问任何问题,也不接受任何解释”。

写《九人》和《最高法院的兄弟们》的图宾和伍德沃德都是媒体出身,特别是伍德沃德,这是为因调查水门事件而一举成名的大记者,这样的人搜罗资料自然有一套,而这却是普通学者和作者所难以做到的,因此要想写最高法院的内幕是十分困难的。研究最高法院,如果仅仅是外部研究,不能窥见法院内部的运作,每一个判决背后的投票情况,大法官们脱下法袍后的样子……也就难称完善。所以,拉扎勒斯这本《紧闭的办公室》值得推荐。

近期也有两本翻译过来的书很有吸引力。一本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中美元首法治计划”系列下的《择案而审:美国最高法院案件受理议程表的形成》,一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牛津美国最高法院指南(第二版)》。第一本书也和大法官助理相关,因为每年有5000多件书状被递交到最高法院,但真正审的不过百余件。在这个筛选过程中,大法官的助理们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其实这些助理不但在筛选书状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每件案件的判决也离不开他们,这些助理甚至可以影响到大法官们的投票,更不用说大部分判决书或意见书的文稿多是助理们在大法官的授意下起草的。将来要是能有人专门研究这些最高法院的助理们的话,那必将是个十分有趣的题目。

《牛津美国自高法院指南》是带有百科全书性质。全书翻译过来达1163页,希望翻译质量够好,可以做为学习研究的基础工具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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