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孤陋寡闻,对钟阿城并不了解。有位朋友特别钟情于阿城,曾耐心地向大家系统地介绍过他,从此也知道了这位大隐隐于市的奇人,因此也就顺便读了这本《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

s1058560 这本小书8万多字,75篇断章,其间句子都不长,但却精辟的很。行文语言平缓但有富有节奏,果如朋友所言,阿城对文字的驾驭已至一极高的境界。作者自己在这本书中也谈到了“白话文”,曾这样说道:

我想对于白话文一直有个误会,就是以为将白话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成白话文了。其实成文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白话文白话文,白话要成为“文”才是白话文。《闲话先说·55》

读了这段文字,背上不由得暗暗生出一层虚汗。

阿城在书中谈了“自为空间”的概念。依阿城的观点,古时“刑不上大夫”是维护权力阶层的道德尊严,这一层的道德由不下庶人的礼来规定执行。

“礼不下庶人”的意思是道德有区隔。刑条之外,庶人不受权力阶层的礼的限制,于是有不小的自为空间。礼下庶人的结果,就是道德区隔的消失,权力的道德规范延入俗世,再加上刑一直下庶人,日子难过了。《闲话先说·34》

阿城举例称,当礼越来越多的下庶人的时候,如宋时理学的霸道,明时贞节牌坊大量出现,都是礼延入俗世,造成普通百姓的自为空间越来越少,社会也越来越压抑。阿城想,“刑不上大夫”有失法律公平的要求,所以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刑可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古代中国统治者虽然专制,但专制的权力对底层百姓的危害并没有人们今天所相像的那样暴烈,很多学者认为这得益于中国所特有的乡绅阶层的存在——专制权力必须通过乡绅阶层才能发挥效力,而乡绅阶层的立场又并不与专制权力完全一致(毕竟他们是立足于下面的普通百姓的)。于是,专制权力在施加于底层百姓之前会被乡绅阶层所稀释、弱化,这在权力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权力缓冲地带”,显著减轻了专制权力的暴虐。

这种缓冲的作用在近代国际关系历史上特别明显。大国之间一般必须要夹上个把小国才能存在得安稳,如果直接接触,那就是干柴遇到烈火不得了了。上世纪50年代之后,一次次的权力运动把中国传统社会的乡绅阶层以及底层社会组织结构扫荡的一干二净,普通百姓的“自为空间”也荡然无存。代替乡绅阶层的D组织系统脱离底层百姓,但又从上到下与各级社会群体如影随形。权力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之间的权力缓冲地带消失了,国家公权力也藉此可以直达底层个体百姓,形成了国家公权力和个体私权利的直接碰撞,由此激荡数十年。

与在美国的同学聊美国社会治理,这位同学对美国社区建设和教堂在普通社区中所发挥的巨大影响力印象特别深刻。我想,美国的社区建设和教堂给社区提供了自治的存在方式,从而对抗强大的国家机器,这和中国传统社会中乡绅阶层所发挥的作用应该是类似的。

乡绅阶层在中国大陆已成历史,若想照搬复辟,显式妄想。但中国现代性的实现,依然要在国家公权力和个体私权利之间建立新的权力缓冲地带,否则权力和权利的激烈冲突无法避免,社会变革依然会在“革命”的中打圈圈。这个权力缓冲地带在形式上可以有创新,不必拘泥于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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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y

上周,Perry v. Schwarzenegger在美国北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地方法院(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Northern District of California)开庭,标志着这一广受各界关注的案件进入法庭审理阶段,这是美国联邦法院系统首次受理同性恋婚姻权案件。由于被告施瓦辛格州长和他的司法部长都支持同性恋婚姻,拒绝为”自己“辩护,因此代替施瓦辛格领导的加州政府辩护的是一个名为”Protect Marriage“的反同性恋婚姻同盟。

根据The New York Times的报道,此次开庭比较简单,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双方辩护律师的开庭陈述(Opening Statements)。原告律师Olson称加州全民公决通过的Porposition 8 州宪法修正案及与之配套的禁止同性恋结婚的法律不代表加州的正当利益,它们仅仅是给同性恋者贴上“与众不同的、低等的、不公平的和厌恶的”(different, inferior, unequal and disfavored)标签。被告方首席辩护律师Charles J. Cooper则称这并非是病态的歧视和厌恶,而仅仅是地传统婚姻的尊重。

阐述Proposition 8的影响。原告之一的Sandra Stier在作证时称:“在过去的47年中,我仅仅爱过一个人,她就是Kris。我很清楚,我今天作为原告站在法庭中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与我所爱的Kris Perry结婚,而加州宪法却禁止我们的结合。”经法官同意,原告还挑选了一位反同性恋婚姻人士在2008年写的公开信作为己方的证词,这位Hak-Shing William Tam的人在信中写道:“他们在争分夺秒的的推动同性恋合法化。在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之后,下一步又会做什么?根据他们的日程表,他们下一步就会将与儿童发生性关系合法化。”被告律师Cooper则认为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会毁坏传统婚姻关系所负有的“养育后代”的根本功能,同时还会重新定义相互爱恋的两个成年人之间的关系,削弱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同时增加离婚率。

专家证词(Expert View)。法官主持案件双方简单陈述各自的观点,并听取了两位专家证人的证词。原告请来了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Nancy F. Cott作证,Nancy Cott谨慎地称:“在我看来,禁止同性恋者结婚并将他们排除在这一社会制度之外,实际上意味着这个社会否认了自身稳定和发展的一个基础。”而被告方请来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心理学教授Letitia A. Peplau则依然从传统婚姻制度的角度出发认为同性恋婚姻是对传统婚姻家庭的破坏。Peplau作证称:“我难以置信,有一天一对传统夫妻会这样说:Gertrude,我们已经结婚三十年了,但我们现在要放弃了,因为连街那头的Adam和Stuart也要结婚了。”

根据法院的安排,此次开庭本应对外视频直播(包括Youtube直播)。但在开庭前,联邦最高法院以5-4下达判决更改了主审法官Vaughn R. Walker的安排,禁止对外直播。

以Olson及Boies为首的原告方面的思路很明显,就是将禁止同性恋婚姻视为对同性恋者的歧视,进而引用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作为诉讼的法律依据,联邦以最高法院在1996年做出的Romer v. Evans案的判决作为先例。周四,原告方已经向社会公开征集有关同性恋者收到歧视和仇恨的证据(这种公开征集证据的方法在辛普森案中帮助辛普森的律师找到了福尔曼警官仇视黑人的录音带,彻底推翻了福尔曼的证词,并将福尔曼警官送进了监狱)。而在法庭上,原告方所举出的Tam的信正具有这种效果。那位Tam先生在公开信中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比作“奸淫幼女合法化”,言下之意就是“同性恋者=奸淫幼女者”,Tam本人虽然否认这种推论,但也承认“自己认为同性恋者更易骚扰(molest)儿童“。Tam的这种比喻不但包含歧视,还包含仇恨,这正是Olson和Boies所需要的。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通过公开征集证据,原告方还会取得许多类似的,甚至更加激烈的证据。

同时,原告方律师还以当事人的心理感受及既有事实作为辅助,这类似于20实际初时伟大平民律师、后来也成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布兰代斯的诉讼方法——即使无法律依据和相关支撑判例,但事实在此,损害在此,请法院裁决是否予以保护(后世名之”布兰代斯诉讼法“),以弥补法理根据的不足。

相反,从首次开庭的情况来看,被告方的辩护则多着眼于传统,但缺乏法律说理和明显的法律策略。如果初审的Walker法官不是一位极其保守的法官,那么在初审阶段被告胜算的几率就十分低了,法庭毕竟还是一个以法律基础和法律思维为基础的裁决之地。

这个案件必将旷日持久,一时难有个结果。而且,无论是哪一方胜利,哪一方失败,案件势必都会被败诉方上诉,并最终将案子打到联邦最高法院。在联邦最高法院确定一个具有宪法效力的肯定同性恋者婚姻权的判决也是原告两位辩护律师的一个终极目标,但到那时,保守势力略占上风的罗伯茨法院是否会听审这个案件(联邦最高法院在1970年曾经拒绝听审Baker案,认为此案”非实质性联邦问题“),目前仍是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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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有关此案的源起及美国同性恋婚姻的法律问题的历史,可参见拙文《同性恋者的婚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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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品】今天在季风书园漕溪路店举办了“另一半的世界:都市贫民的生活现实”的读书讨论会,谈的书是美国城市发展问题专家迈克·戴维斯的《布满贫民窟的星球》,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吕新雨教授和纽约州立大学的郦菁博士作主讲人。此次研讨会也是【读品】举办的三农问题研讨会的一部分。

DSC00170 主持人鸣之

吕新雨教授所讲的观点同上次文贯中教授所讲的观点相差很大,可以说是相反的。个人对吕教授的观点大多不能认同。城市化的问题很多,贫民窟也是许多国家城市中令各界都十分头痛的难题。但我认为,无论城市生活、乡村生活孰优孰劣,无论城市化问题、贫民窟问题多么复杂,归根结底,摆在发展面前的终极问题是许多贫苦的人需要提高生活水平,或曰满足获得更好的生活方式的欲望。这种欲望的满足,需要更多的物质财富的支持,也就需要提高生产率和社会产出的总量。城市的出现,或曰城市化,正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出现的。

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中国农民要想提高生活水平,不能靠那捉襟见肘的一亩三分地来实现这个宏大的梦想。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必须实现农民身份的转变——由农民转化为城市人,亦即城市化。城市化过程中或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譬如贫民窟,但任何发展都是有代价的,也非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不能因噎废食。另外,也要考虑到城市化和贫民窟的问题的产生之间并非存在严格的因果关系,许多贫民窟的产生是政府渎职不作为的结果。即使暂退一步,承认二者之间有关联,但如果农民认为生活在贫民窟中比生活在目前的农村更好,那么为何要剥夺他们的选择的自由呢?

中国目前存在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据我个人的接触来看,许多农民工一方面由于收入的限制,一方面出于农民节俭的本性,在城市居住的房屋条件是十分差的,仅能保障日常最基本的居住和饮食需求,这种居住条件可能会比拉美及印度等国家的贫民窟条件好一些,但相比于旁边的正式的城市居民,他们所住的“蚁窝”何尝不是中国版的贫民窟呢?不同的是,中国版的贫民窟是较为分散的,没有外国那种规模罢了。另外,这些农民工,特别是来自中部及东部农村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条件大多远远比不上其农村家中的房子。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挣到钱之后的第一目标就是回家建新房。在目前的安徽,一对年轻人为结婚所准备的新房一般是上下两层共六间的宽敞明亮的楼房,单纯从面积上说相当于上海这种大都市中的别墅。但即使是这样,这些农民工还是会在春节过后立即返回到城市中狭小的蚁窝中继续打工生涯,甚至有人连续多年都不愿回家。为何?因为他们在城市中虽居住在蚁窝,但由于有稳定的收入,就可以消费到在农村中所不能,也无法消费到的生活产品,过一种总体质量远高于农村的生活。农民也是会精打细算的,他们知道在城市中生活得大于失。

另外,如果我们将目光放到西部偏远高度贫困地区的农村的话,也能得到相同的结论。读张立宪编的《读库0904》中马宏杰写的《西部招妻》一文,不难发现目前我国西部地区的农村的生活质量同拉美国家的贫民窟不相上下。相比之下,现代中国大城市中农民工所居住的蚁窝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天堂,这种蚁窝对这些生活极端困难的农民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的。如果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那么他们进城住蚁窝自然无可非议。

吕新雨教授谈贫民窟时也提到一种可怕的现象:失业农民,特别是无地农民毫无理性的涌入,或曰被驱逐到城市中,由于无法找到工作获取收入,只能沦为贫民窟的一员。藉此,吕教授也认为目前中国禁止土地私有并限制土地自由流通具有非常大的正面意义——固定的土地至少能为农民提供最后的保障和归宿。

吕教授的这种观点是许多人共同的想法,但因这种担心所维持的目前中国土地制度的代价就是农民永远被禁锢在少量的土地至上。这些土地,如其制度支持者所言,仅仅能够满足农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如果农民被永远禁锢在土地之上,那么他们就永远无法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享受同城市人一样多的社会财富。没有发展,三农问题也永远无法解决。这是一种极端的不平等——它同户籍制度一起,在每一个人刚出生之时就在其身上贴上“城市人”、“农民”的标签,并为他们定下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终极归宿。另一方面,这种观点可能也含有一定的智力歧视成分——农民群体是不理性的,不会精打细算,会为了短期的、微小的利益而出卖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并挥霍之,进而成为失地、失业的游民,成为贫民窟的预备成员。事实上,此种农民是客观存在的,但只是个别而非普遍现象,大部分的农民还是会有自己的算计的,他们也可以成为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人。真的是好吃懒做不可理喻之人,即使拥有比目前多十倍的土地,也依然会堕入贫困。这种人无论在什么样的制度下都是存在的,不能以此作为反对改革的理由。

另外一种反驳在是:中国农民之所以要把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和归宿,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就该如此,而是因为政府行为的适当和责任的缺失。建国以来的“以农养工”发展道路从农村廉价转移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到城市中去,造成了农村长时间的贫困。同时,社会保障制度仅覆盖城镇居民,而同样在辛苦劳动的农民却无法享有,这是一种极端的不公平和不公正。也正是上述不公平和不公正,造成了农民不得不把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和归宿,以替代他们本该应该平等享有的社会保障福利。这种选择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被不公的制度所强加的。因此,要想避免意外失地的农民沦落到贫民窟,根本的解决之道应该是政府履行其本应该履行的职责,归还农民本应该享有的社会保障福利,将他们从滑落到贫民窟的危险中拯救出来。

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将农民从贫瘠的土地中解放出来,给他们发家致富、获得更好的生活水平的朴素梦想以机会和空间。

昨天收到了主持人鸣之的邮件,想让我作为启明书社的志愿者谈谈与今天讨论主题相关的问题,提供些第一手资料。没太多准备,就简单谈了谈自己对目前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育的问题。

2009年夏,上海交大国际教育学院曾经将一批淘汰的桌椅(淘汰时因为桌椅做得太小,不适合身高体大的外国留学生,其实是几乎全新的桌椅,质量非常好)捐赠给启明书社,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需要的学校捐出去。本来打算将这批桌椅运送到安徽阜阳南塘村的启明图书馆,后来考虑到运输成本太高不划算,就改变计划运到了位于浦东川沙镇的皖蓼农民工子弟学校。我亲自将这批桌椅运送到了这个学校,在卸载完毕后我特意考察了该校的硬件设施,并向校长询问了师资及教学情况。

根据我的观察和了解,该校目前共有约720名学生,13个班级(包括小学部和初中部),28名教职工(教师人数低于28)。该校虽然得到了浦东区政府有关部门的一些支持和帮助,但其硬件设施依然很差:学生多,教室少,教室十分的拥挤;体育活设备缺乏(学校有在教学楼前面有个篮球场,但对小学儿童来说,显然意义不大),更不提其他文化艺术活动条件。软件上,相对于庞大的学生数量,教师数量明显偏少,而且教师水平也较差。综合来看,这种民工子弟学校的总体水平是落后于其学生主要来源地安徽农村的中小学校的。可即便如此,前往这个学校读书的学生依然源源不断,把每个教室都塞得满满的。

目前社会上对我国应试教育批判很厉害,但每当我看到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校的教育现状之后,我都认为应试教育有其正面意义,这在落后的农村特别明显。在落后的农村,由于软硬件的共同缺失,根本不具备开展同城市一样的素质教育的条件。当一个学校没有一间图书室,没有音乐课,没有美术课,没有体育课,大部分老师是初中毕业学历的老教师,让其转向素质教育无疑是缘木求鱼。片面强调一刀切的素质教育,会使得农村学校原本就较差的教学质量继续下降。在目前的教育制度下,农村出来的刻苦读书的学生在面对高考升学时,是可以凭借学习成绩同城市学生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的。应试能力是他们仅有的竞争资源,如果他们连应试能力也不行了,那真的是一无所有了。

农村学校的问题,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会更加严重。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中,城市学校中所有的素质教育在这里是看不到的,而同时传统的农村应试教育在这里也同样不见踪影。学生的流动性强,教学质量地,学校运作盈利性的目的(这在许多农民工子弟学校中很严重),政府教育资源的缺乏(如农村中存在的中小学之间的学科竞赛考试等地方政府提供的教育资源),都使得原本农村教育中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应试教育质量下降。城市的学生可以抛弃应试教育而选择素质教育,但这些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是无法选择的。

DSCN3641 皖蓼小学教室内照片

图中桌椅就是启明书社送去的桌椅,认真看即可发现教室中靠墙一侧是3位小朋友们共用2个椅子。在另外一张图片中可知教室中间是4位小朋友共用3个椅子,中间过道十分狭小,前后排仅仅相连,没有多余的空隙。

我们在农村做图书馆时遇到的农村头等教育难题是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由于大部分青壮年都外出到城市打工,留在农村的一半只剩下儿童和他们的爷爷奶奶,这些儿童即留守儿童,这些老人即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儿童成长过程中所需的家庭亲情环境的缺失。长期原理父母生活,爷爷奶奶往往对独生孙子女加倍溺爱,也无法沟通,造成部分儿童性格发展不健康;其二是狭义的教育问题。空巢老人们自身文化水平有限,大多是文盲,根本无法承担起儿童课堂之外的教育职能,于是儿童们的课外生活也就等同于目前低速泛滥的电视生活了。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出现,使得农民工打工之时能携带自己的孩子一同生活,并让其在这类学校中接受教育。这种做法解决了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中的“留守”问题,保障了儿童成长中所必须的家庭亲情环境。但是,这并未解决儿童的教育问题。由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种种缺陷,这些儿童所接受的教育质量事实上是下降了,而非上升了。

无论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教育是否把人都灌输了“城市生活至上”的错误思想,但要想从本质上改变农民的生活状态,仅靠他们目前所出卖的的廉价劳动力是不行的,必须辅以教育。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代人因为年龄的关系或许已无可挽回,但他们的下一代则必须接受比他们爸爸妈妈更好的教育,否则也只能重复父辈的命运。

下一代人的命运,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认真思考的问题。国人总希望下一代避免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这种想法涉及的领域很多,争议也多,但下一代人应该比上一代人享有更好的教育,应该是人类社会无可争议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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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在漕溪路百脑汇5楼(天主教堂对面)宽敞明亮的新店

(看到此也心酸,想想上面皖蓼学校小朋友们的教室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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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完“危机后的选择”研讨会后去了外滩上新开的半岛酒店,参加樊玉成和陈波贤伉俪的婚礼。去年就收到了讯息,一直期待着红色请柬,前些日子终于收到。去年还受到玉成兄的委托发动朋友帮助两位佳人寻找举办婚宴的酒店,如今婚礼终于正式举行了。新郎玉成兄今天very酷,新娘也很漂亮。一个曾在牛津访学,一个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真所谓才子佳人,玉璧成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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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酒店新开张没多少日子,环境十分不错,刚进入酒店时还遇到了演员任泉,据说周润发今天也住在楼上,不知真是与否。巧得很,就在走廊上遇到了在交大法学院读大一时教授我宪法课的姚岳绒老师。那时交大法学院刚建立没多久,较缺老师,04年时就从华政请来姚老师代我们的宪法课。姚老师年轻,讲课不老套。不过那时自己年少轻狂,在她课上没少胡言乱语。期末时姚老师给了我91分,让我高兴了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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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参加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与《经济观察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在淳大万丽酒店举办的“危机后的选择”学术研讨会,聆听了一些学者的演讲,颇有收获。

复旦大学李维森(韦森)教授“激烈”地批评了中国的税收制度和财政制度。李教授认为,中国国民目前的税负太重,政府通过税收拿走了相当大一部分国民财富,目前人均税负近9000元,已经超过了大部分国民的年均收入。中国每年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更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这说明政府拿走了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大部分产值(另外中欧商学院的周春生教授在谈论中国经济发展时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其实比资本主义的美国还资本主义。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按劳分配收入是唯一被认可的取得收入的方式,但事实情况是政府对国民的劳动收入课以高额税收,而对非劳动收入却不课税,十分吊诡)。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在目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各国政府的财政均严重吃紧,赤字激增,中国政府面对危机也对外宣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但在最困难的2009年,中国的财政不但没有赤字,反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盈余,以至于财政部在12月要个中央到各地政府在1个月的时间内突击花掉剩下的2万亿元的财政收款项。李维森教授指出,如果真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那么财政上应该出现赤字才是正常现象(各界私下已有共识,所谓四万亿刺激计划的实质是政府提出口号,“忽悠”银行大肆放贷为市场提供廉价的资金和充裕的流动性)。

李维森教授认为,高额的税收造成了居民收入不足,自然就缺乏提高消费的动力和能力。中国的改革必须改变目前的怪状,具体就是从预算民主着手,既依法控制政府的收入,也依法控制政府的支出。李维森教授认为,重新制定一部民主的《预算法》,并切实贯彻之,实现预算民主,是政治民主化的前提。

李维森教授看起来是个急性子,而且对目前的税收和财政制度“恨之入骨”,演讲时语速极快,手舞足蹈,十分“可爱”。

DSC00134 李维森(韦森)教授

之后同是复旦大学的石磊教授就“低碳经济”所发表的演讲也很妙。石磊教授对“低碳经济是西方国家限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策略”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和反问。石磊教授认为,低碳经济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的必然选择,这种发展模式是改变目前发展模式所面临的无解的危机必由之路,对发达国家和中国都是如此。

从今天所听的近十位学者的演讲来看,石磊教授在演讲水平上应属第一:气定神闲,铿锵有力。其次当是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先生。

DSC00138 石磊教授

接下来,奉上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朋友李华芳同学的酷照。说声辛苦道声谢,赖你的书下周一定看完归还。

DSC00128 李华芳

下面是同行的里斯本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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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里斯本偷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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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路过书报亭,在醒目的位置看到了胡舒立团队——财新传媒(Caixin Media)——制作的《新世纪周刊》,封面文章《争锋李庄案》。期待已久,立即买了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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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杂志112页,较原来的《财经》杂志薄了些。但考虑到新杂志是周刊,《财经》是双周刊,可以理解。杂志刚改,广告还没能回复到以前的规模,因此其中的广告页也少了不少。

看了些文章。作者还是那些作者,文风都很熟悉,水平没有下降。沈联涛、谢国忠、季卫东、北岛等专栏作家也继续写各自的专栏。封面系列文章《争锋李庄案》、《龚刚模案主角变配角》、《嫌犯被诉之旅》以及季卫东先生的评论《期待司法涅槃》等四篇文章将李庄案及案件所涉及背景问题——刑事辩护制度——以公共媒体的方式基本都覆盖并且讲清楚了。文章并未直接批评重庆的“唱红打黑”运动,但通过对事实的列举,亦现臧否。

其他财经、金融资讯类的报道也是一贯的风格,选题的角度和文章的深度都挺好。最后也有科技、环境及文化类的文章。总之,这份杂志可以说是完全克隆原来的《财经》,而且是原班人马的克隆作品。

另外,编辑团队财新传媒的网站——财新网——也推出了.网站的英文名,也是域名,叫Caing.com,与财经网的Caijing.com两个字母之差。财新网三列式布局,白色背景,蓝色标题,黑色文字,看起来简单大方,观感较原来的“财经网”更佳。内容上编辑团队显然早有准备,目前网站已经填满并且内容很丰富,视频资料也已经上线。

胡舒立、杨大明和王烁三人在刊物开头的的《编者致辞:新世纪新十年,我们同在》中写道:继续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与拓进。因为我们,作为职业新闻人,一如既往地相信,这种努力在转型的中国是可能和可行的,有价值更有需求,而其进展关乎中国的未来。

从这期《新世纪周刊》来看,如三驾马车所言,胡舒立和她的团队显然并未因出走而放弃原本的新闻理念和办刊风格。虽然团队名叫“财新”,读起来像是一个单纯的财经媒体,但作为正式的“改刊纪念号”的本期《新世纪周刊》的封面文章却依然是一个以法治问题为核心的李庄案,这应可视为入主《新世纪周刊》后的胡舒立团队对新闻理念和办刊风格坚守的一个证据,也给原来《财经》的读者们发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

这个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社会,即使同为进步的促进力量,也有不同的推动方式。就在今天,饱受折磨的Google公司的法律顾问大卫·多姆德宣布Google正在与中国政府就管制和网络过滤等问题谈判,如果不能取得一致,Google将正式退出中国市场,同时关闭Google.cn。就目前的形式看,多姆德所称的谈判的结果基本可以确定,事已至此,Google也只有退出了。

作为一个信息传播为主业的国际互联网巨头,面对中国目前愈加严峻的政治气氛,Google选择了退出来表达自己的理念。但胡舒立的团队在经历了一场风波之后,选择了坚守。两种做法都是一种推动:Google选择了牺牲,来表达自己对目前桎梏的反抗,向社会传达了在自由问题上决不妥协的社会责任理念;胡舒立则通过在体制内继续扮演啄木鸟的角色来继续推动这个社会的开放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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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和朋友吃饭时也曾聊到刚刚平息的胡舒立团队入主《新世纪周刊》后和原杂志近20人的编辑团队产生的人事风波。朋友以这一新的“鸠占鹊巢”似的新人事风波为例,认为不可神化胡舒立,切勿迷信她,并批评胡舒立的做法。我十分认同这位朋友所谈的不要神化合迷信胡舒立的观点,但就此次新人事风波而言,我认为也不必过多批评胡舒立,更不可上升到道德的高度。

个人认为,此次问题不像胡舒立和《财经》背后的联办之间的人事风波,牵涉到编辑团队持股、新闻理念及编辑权力等复杂问题,而仅是一场经济问题。可以确定的是,原编辑团队肯定无法留下,这点从他们之前编辑的刊物的质量可以看出这个编辑团队的水平十分一般,或者至少同胡舒立团队相差甚远,无法达到即将改版的新刊物的要求。这个编辑团队如果真的有水平,也不会把一个新闻杂志经营的有些娱乐化,更不会穷困的拖欠工资和稿费超过1年之久,这点对比下原《财经》杂志的巨额广告收入以及改版后杂志广告的巨大变化即可看出。

既然结果已经注定,那么可供谈判的就仅剩“分手”的方式和补偿多少的问题。这是一个劳资问题,胡舒立团队入主后“赶走”原来的记者编辑,相当于提前解除劳动关系,根据劳动法,违约要赔偿,这个是天经地义。估计之前双方就补偿的数额存在分歧,于是原来的记者编辑们一起将自己塑造成“鸠占鹊巢”似的受害者形象,以此公关,形成舆论压力,正确谈判筹码。客观而言,这种手段也是一种劳资博弈技巧,亦无可厚非。最后,双方达成一致,和平分手,原记者编辑团队全部离开。

在目前的环境下,运营一份好刊物实在是极其困难的工作,也是十分难得的。祝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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