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库0904》的文章选择很妙,前几篇在主题上似有一根线隐隐相连,从古到今,讲着同一个盛世。

s3943641 张宏杰的《乾隆皇帝与鸦片战争》,讲述中国打开近代史大门的那次事件的原因。不同于教科书,这篇文章没有特别强调所谓帝国主义的贪婪和侵略的本性,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等等官方范式话语,而是主要从中国自身一方来探讨问题,并特别对以乾隆为核心的清王朝领导集团无以伦比的自大和愚昧加以分析。马戛尔尼访华,其经济利益目标是很明显的:一方面,英国对中国入超,造成白银大量外流;另一方面,英国迫切需要清楚中国的种种陋规和壁垒,以为英国商品打开市场,缔结自由贸易关系。

中国人心底对与外国的自由贸易总是存着敌意,毕竟以往的教科书中都教导国人帝国主义是想通过贸易来掠夺中国的财富,同时还打击中国的手工业和民族资本等等。在这种逻辑前提下,马戛尔尼访华自然也是不安好心,整个一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英国人,乃至整个西方为什么拼命追求自由市场?因为至目前为止,自由市场是使创造财富的最佳选择,自由市场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最佳选择。任何一个交易都是由至少两方完成的。总体来看,自由市场并非仅仅对其中一方有利,而是对多方都有利。在洋务运动时期,国人看到洋商经营轮船运输利润十分丰厚(在上海和武汉往来一趟基本就能够收回一艘轮船的成本),因此建议当时主政的曾国藩也开办官营轮船公司。但曾国藩却不愿意,因为为他的湘军提供物质支持的人中有许多是国内搞运输的,他认为运营轮船公司将会砸掉自己的支持者们赖以生存的饭碗。后来李鸿章开办了轮船招商局,的确毁掉了传统帆船运输业,但却并没有砸掉相关人员的饭碗,反而给他们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财富。轮船也需要工人,轮船的出现又使得运输业发展迅速,然后又刺激了贸易,贸易又需要运输,形成良性循环,而这个良性循环又提供了大量的与运输行业相关的工作机会。最终,大家都在获利。

然而在清王朝这边,乾隆皇帝只是想着又有一个番邦归附,又有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稀奇古怪有趣的好玩意,并且要在新归附的番邦面前展示下大清朝的“繁荣”与“强盛”。盛大的欢迎与招待,沿途的炫耀,各种方法无所不用其极。然而正是这些炫耀,却让马戛尔尼看出了破绽——与传统欧洲对中国的想像与向往不同,马戛尔尼眼中的中国是一个思想落后,文化沉闷,政治腐败,军纪散漫,民生凋敝的国家。沿途,英国使团看到清王朝官员随意抓夫拉纤,体罚无处不在,“上一级官员随时可以名人把下一集按在地上,打一顿板子。”“英国人说,这种卑劣的顺从是‘人类灵魂的堕落,目睹这一切,你无论如何也压抑不住胸中燃烧起来的愤慨之火。’这个国家不但不值得欧洲人学习和尊敬,相反,还应该接受欧洲的教化。

乾隆皇帝对马戛尔尼带来的英国最先进的枪炮,战船模型,工业产品没有任何兴趣,更不可能从中发现其中所蕴含的先进技术和生产力,于是全都当做垃圾所在了仓库中,直至被许多年后火烧圆明园的英国军队发现又原封不动的运回英国。至于英国所提出的建立通商关系的要求,也被失望的乾隆坚定地拒绝。

乾隆的行为让英国使团坚信,中国是一个愚昧且自大的国度,英国应该用武力去教训这个国家,用枪炮打开其闭锁的大门。而且,根据中国目前的国情,英国有这个能力。

悲剧就此开启。后来英国人输入鸦片,并且挑起鸦片战争,自然有其强盗逻辑在作怪。然而,中国自身的问题占的比重或许更大。一个一小撮人通过专高压政策对亿万人实施专制统治,一个官员可以随意抓夫、体罚下级及平民,一个国家不尊重保护国民的尊严和权利的国家,当然是一个落后,且应该改变的国家。

乾隆皇帝的清王朝拒绝主动学习改变以赶上世界发展的潮流,于是,这些改变都在枪炮声中被强加来了。英国人在平等的外交谈判中没有得到的,通过鸦片战争全得到了,而且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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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篇肖逢的《私人编年史:我的一九七八》中,读者可以管窥到那场史无前例的整人运动刚结束后的中国社会的模样。那时候的中国和乾隆时期的中国并无二致,一样的落后,一样的贫穷,一样的愚昧,一样的专制。最重要的,都有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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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第二篇马宏杰的《西部招妻》。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个深有残疾的河南农村青年最近几年三番五次到甘肃娶亲的故事,字里行间多无奈与悲怆。这篇文章也展现了当代中国之“盛世景象”:西部某些贫困农村的人们为了省下一元钱的洗衣粉钱,被子真的从来都没有洗过,而能有两床完整的被子也算是好的了,更多人连御寒的被子都没有。那儿的人们依然过着与古时“卖儿鬻女”一样的生活,靠着嫁女的彩礼生活。“挣扎在贫困边远的人,他们会抓住每一个到来的希望。这种希望有时是不能用正常的伦理道德去衡量、评价的。”在那儿,乡里的一个电工下到了村里就像鬼子进村一般,家家户户闭门关窗加以躲避,因为那是厉害的大人物。

“命运,好像总是在捉弄那些贫困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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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时逢六十甲子大庆,中国人又享受着一个“盛世”,大地上充满繁荣与和谐。依稀间,从乾隆的十八世纪初,到七八年,到2000年,再到现在的2009甲子大大庆年,二百年来,中国似乎一直都处于太平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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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考司考,最后一卷主观题的第一题竟然又出现了史上最牛法盲最高院院长的“三个至上”伟大歪理,让身体疲惫到恶心的我心理也恶心了。考前一段时间我读了两本书,一本是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本是丁抒的《阳谋》,了解这两本书的朋友肯定十分理解我在考场上感到恶心的原因。记得当初看到人大换届后两高负责人的选举结果后,我即意识到,至少在将来的五年之中,中国法治化道路将会更加曲折,甚至某种程度的倒退也是极为可能的。太阳底下无新鲜事。让外行领导内行,这种手段是打压这个行业以及行业的梦想的最有效武器,建国后的几十年运动历史即是明证。

由于身心俱恶心,考完后和朋友吃饭也提不起半点胃口。回来后看到有不少人对新上映的《建国大业》赞誉有加,但Twitter上则几乎一边倒的批评,泾渭分明。老是听到“建国”这个词,让我想起了建国前的一段历史——长春围城。1948年“解放”长春,为避免军队伤亡,于是围而不攻,并且不需城内居民出城,以留在城内消耗守军的粮食。当时的命令是,禁止任何人出城,硬闯出城者死。后来,就有了”兵不血刃“解放长春的历史功绩。

然而,这一某些人的历史功绩,却是以更多人的生命为代价,并且留下了无数不堪回首的记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的《温故》是一套以回忆为主的书,记得其中有一辑中有位当事人回忆过长春围城的往事。作者是开饭店的,家有粮食,比别人能撑些,但到最后也撑不住,于是同其他居民一样一起往城外逃。但一家人在城外被拦住,无法通过关卡,只好偷偷的跑——趁黑夜从野地里爬出封锁。这一家人最终还是没爬出去(作者一家退回城中,靠一袋黄豆熬了过来),他们途中亲眼看到许多人被围城的军队开枪打死,一位母亲为了避免暴露,亲手掐死了自己啼哭的孩子。当时林头头也扫射的心寒,请示大头头毛,但就是没人回电。后,长春50万居民仅存17万,比南京大屠杀还厉害。这段历史在张正隆的《雪白血红》中也有记录,并非一人之言。

我在校内网上的状态留言中写下这件事,之后许多人的回复让我十分吃惊。一个人转发了这段微博,其朋友回复道:“这个好牛啊,我没听说过的说,哪里来的? NB死了。”然后这个转发的人来了个雷死人的回复:“这个以前听说过,我不知道数据来源,读者就权当扯淡吧。”

不知道这段历史本很平常,目前我们所学到的历史,包含了太多太多的谎言。但能够将这样一段关乎33万平民生命,其残酷程度不亚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当做茶余饭后的扯淡之言,则就令人愤怒了。国内媒体已不止一次报道有人身着日军军服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摆pose留念然后被狂骂的新闻。确实,这种人真的该骂,因为他不仅仅侮辱了南京大屠杀中30万死难同胞,也侮辱了一个民族。但是,同样是炎黄子孙,为何我们能够将长春33万死难者的生命当做扯淡之谈,或者仅仅惊讶一下就抛到脑后了呢?难道国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仅仅存在于入侵者的屠刀之下吗?

不能忽视,不能遗忘,因为那段历史关乎人性,关乎人类存在的底线。人可以不知道真相,但不能在知道后还故意忽视,故意遗忘,给自己寻找一个借口,达到看似洒脱豁达的超脱,或者看破历史红尘般的睿智的境界。这种超脱和睿智,其实是一种虚伪的逃避,一种虚伪的自我标榜。西方女哲阿伦特评价二战中屠杀犹太人的艾希曼时曾提到过“平庸无奇的恶”的观点。阿伦特认为,“他之所以签发处死数万犹太人命令的原因在于他根本不动脑子,他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当今国人能够对长春33万死难者一笑了之,难道不正是阿伦特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明确指出来的那种“平庸无奇的恶”吗?

平时还常听到这样一种历史观:角色使然——要是我是某某某,我也会和他一样做。这样说话的人,能够很自然地把自己放到历史的某一场景中去,并且使自己的思想也同当事人的思想严格一致,从而脱离人类现有的认识和价值观念。一旦扮演了一定的历史角色,人类苦苦追寻而来的新的进步价值就被弃之如敝屣,而历史上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也都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因自己利益而不得不为之普通人,甚至变成了一个好人,他们的恶行因而也都具有了合理性和合法性。中国人爱将心比心,或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你我都会那样做,那也不能批评别人那样做,可就是不愿意跳出窠臼想想,如果不那样做,不是会更好吗?想到此,就不得不佩服鲁迅先生的伟大——“四千年的吃人史”是“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历史。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二者都自然会全心全意为把握权力的主子的利益着想的。

对于历史事件,历史学者在学术研究时需要实现排除各种先入为主的偏见,以避免影响到研究结论的客观性。这是学术研究的规范,但并非意味着学者不能对历史事件中的人和事做评价,孔圣人发明了春秋笔法,司马迁也有“太史公曰”,历史上以屠戮人民为乐的刽子手永远不能被人原谅。

形势往往比人强,但历史并不是死的,因为历史是人的历史。历史并不像我们过去所学的那样,一切都由物质所决定。正如当代著名历史学者杨奎松所言,历史充满了偶然性。这偶然有时是非人为的。假如未来某一天地球和一个黑洞不期而遇,那么所有的物质论和辩证法都敌不过那偶然而来的强大引力;这偶然有时则是人为的,某个人的一念之差,或许就能改变历史。20世纪上半个百年中发展出来的量子科学的“不确定性原理”已经从科学实践上宣告了物质决定论的根本失败,再以一种冷冰冰的物质决定论作为看待分析历史的真理,就真的十分十分落后愚昧了。任何人都不要妄图做全知全能的上帝,一切还是要回归到人的问题上。

有朋友说,如果老像我这样看中国和世界,会活不下去的。我想这言重了。我理解这位朋友的意思,一个人如果一直乐于去观察黑暗的一面,并且感同身受,会令其十分痛苦。的确如此,看波兰电影《卡廷》,在最后一段苏军士兵用手枪逐个枪杀“被俘”的波兰军官和士兵的镜头面前,我想极少有人的心脏不会悸动,感到彻骨的恐惧。当读到中国当代史上几位被在清醒状态下剖腹取器官给某些人使用的女青年的历史,那时一种更为现实的恶心欲恐惧。是的,知道这些,很痛苦,也很无奈。

但我坚信,人性仍有美好的一面。当我知道的黑暗越多,我愈加珍惜眼前的美好,也更加有动力去追求美好。过去的历史令人痛苦,可她同时也是一面镜子,既照出了现实的痛苦,也让人发现了现实的光明。如果没有过去的痛苦做参照,谁又能在混沌现实中找到真实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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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去年写的一篇旧文。

每天都要一大早起床去浦东实习,路途漫漫,实在无聊,于是翻箱倒柜,寻找可以路上看的书。新一册的《温故》没几天就看完了,之后以突然想起了冯象先生的《圣经》系列,于是拿出第一本的《创世纪:传说与译注》,在路上消遣。

书文辞优美,故事也讲得有趣。再次读此书,收获也不少,盖因先前那次太过猎奇,有些细节没有好好记忆、理解,留下不上舛误的印象,这次正好改正。昨日地铁很挤,可能是因为周末的原因吧。在沙丁鱼似的车厢里,读到了以撒一节,讲以撒之子,也就是后来的约瑟的父亲雅各如何在母亲利百加的帮助下骗得父亲以撒的神圣祝福的事。以撒喜欢憨厚的老大红哥,虽然红哥不爱读书,有点野蛮;但母亲利百加却喜欢温顺聪明的二子雅各,于是在夫妻二人在家族传承上就出现了分歧。当以撒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时,就让老大打猎给自己做些好吃的,然后给他祝福。此事被利百加得知,于是帮助雅各骗得了以撒的神圣祝福。这神圣的祝福是唯一的,一旦开口,就不能收回。自此兄弟二人的命运截然不同了,也可谓有了天壤之别。且看以撒的神圣祝福:

啊,我儿身上的香气,

馥郁如耶和华恩顾的土地。

愿上帝赐你甘霖沃野,

五谷美酒,享用不竭!

愿你有万民服侍,万国朝拜;

愿你做众兄弟的主子,

受你母亲的儿子跪拜!

凡诅咒你的,必受咒诅;

凡祝福你的,必定得福。

看完这段祝福,我心不在宗教,却想到了最近的一些事情,心中牵强附会一番,倒也把这些事情同这个故事牵连到一起了。想想也有趣,当初众人愚昧的选择,至今日必然要付出整体的代价——次子反倒做了“众兄弟的主子”,从此“甘霖沃野,五谷美酒,享用不竭”。不过我心中仍愿如以撒最后的那句预言所说的那样:“可是你一旦奋起反抗,必将打碎颈上的枷锁。”只是,还必须时时记住:“凡诅咒你的,必受咒诅;凡祝福你的,必定得福。”

觉得书中一副油画插图很漂亮,还好有Google,很快就找到了它,也贴上来。实在很好看,特别是它的色调。Edwin Long: Loves Labor Lost

Edwin Long-Loves Labor L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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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2009年已过大半,今年以来的《财经》杂志没有特别让人击掌叫好如去年开年的鲁能案那样的文章或专题,颇有些遗憾。但《财经》的力量永远不能忽视。正在在目前这样一个因所谓甲子大庆而万马齐喑节骨眼上,8月31日出版的《财经》以《器官何来?》作为封面文章,做了一个被称为目前为止对中国器官移植“产业”最为完整和深入的新闻调查专题。

2009年6月,贵州省西南州兴义市威舍镇发生了一起“杀人盗器官案”——一位长期在此小镇乞讨且颇为当地人喜欢的流浪汉被杀死,身上内脏器官全部被摘除。经过调查,案件线索指向当地一名无证医生赵诚和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发生齐二药假药致人死亡案的医院)3名医生(其中一人叫张俊峰,为该医院做肝移植手术的医生)。目前案件调查尚未有最终结论公布,但现有的信息大致勾勒了该案的过程:赵诚事前联系好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张俊峰等人,他们赶到贵州,在赵诚“杀死”(不确定,可能是活着的时候摘取的,据一名参与过摘除死刑犯器官的交警透漏的信息,死刑犯的器官大都是在死刑犯尚未死亡的时候摘取的)流浪汉后摘取了其内脏器官,然后赵诚将尸体抛入水库。

贵州威舍镇发生的案件并非是个案。《财经》杂志在专题中还提到了2006年11月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发生的一起首发类似的杀人盗器官案,被害人是一位精神失常的乞丐。其实,坊间也常流传有类似的传言,最为恐怖的或许是某些令年轻父母们听到心惊胆颤的拐骗儿童盗取器官的传闻(2005年广州一女孩失踪,传言说女孩尸体被发现后心脏没了,后当地公安局称是谣言,事实到底如何无定论)。但无风不起浪,公安机关辟谣本身的可信性也是个问题。事实上,广东地区是中国非法器官移植问题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前面所说的两起查实的杀人盗器官案的涉案医院都是广东的,今年年初被曝光的17名日本人在华“器官移植旅游”事件也是发生在广州。不单单是广州,《财经》此期专题告诉世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非法器官移植国家。

当然,杀人盗取器官只是非法器官移植行为中比较极端的一种,虽特别容易挑动人们的神经但却较为少见。但非法器官移植更为隐蔽、但数量最为庞大、国际影响最为恶劣的则是另外一种:摘取死刑犯器官。

看过此期专题后才知,原来刑法上所规定的死刑的执行并非像想象中的那样一枪或一针毙命然后了事,合适的死刑犯(年轻体壮,身体健康)在被执行死刑的“同时”还会被“公权力”摘取身上可用的器官做“废物利用”。我们的国家在1984年(一个充满荒谬象征意义的数字)规定摘取死刑犯器官需要死刑犯本人自愿,家属同意利用方可。但事实上,这种规定根本没有执行,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时家属一般很难接触到尸体,他们最后得到的只是一具骨灰盒而已,死刑犯的器官是否被摘取他们无法控制。还好,现在只向家属收火化费不收子弹费了。当然,如果家属有人或者有钱且肯花钱,还是可以留个全尸的——这是通行的规则。

中国刑罚执行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在国际上特别臭名昭著:其一是监狱服刑犯人在服刑期间参加劳动生产的出口产品;其二就是摘取死刑犯的器官。二者影响都很大,但相比之下,前者就算不了什么了,毕竟它只是牵涉到劳动报酬这一“小问题”,但后者就牵涉到人权乃至伦理学问题了。

中国每年被执行的死刑犯的数量一直都是国家秘密,成为国际学界及某些组织一直探讨的一个谜。但从被执行后的死刑犯身上摘取的器官占中国移植器官来源的绝大部分却是最近被官方人士公开承认的事实(2005年7月,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世界肝脏移植大会上承认,《财经》杂志提供的数字是90%以上)。

有人认为,死刑犯在生前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死后也就是一具尸体,是典型的社会“废物”,因而利用其器官造福其他人是值得支持的。这种逻辑和观点是支持利用死刑犯器官移植的主流论述。但从法律上看,死刑判决的核心是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权,其内容并不包括在执行死刑后再损害死刑犯的身体,更遑论摘取死刑犯的身体器官。由于生命权和健康权是人类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权利,是获得、维持其他权利的基础,因此对生命权和健康权的剥夺或限制必须基于压倒性的理由(这一“压倒性”的理由目前已经被广泛质疑,成为废除死刑运动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并需经过最为严格的审查。人死之后,与其相关的权利并未彻底消失,所以侮辱尸体也是一种罪名(我国刑法第302条规定了此罪),死刑犯的尸体自然也不例外。任何人从判决书的文本上都无法找到国家可以在死刑犯被执行后摘取其器官的判决文字,这也是为何国家要颁布《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和实体器官的暂行规定》,要求摘取器官应是本人自愿且家属同意的原因。

虽然自古以来执行死刑的方式数不胜数(这是中外法制史上一个比较血腥的研究领域),但人类自从自诩进入了文明社会并且日益重视人权以后,给与死刑犯人道的待遇也文明及人权保护的一种表现。总体来讲,对待死刑犯文明人道的变迁有如下变现:其一,快速的执行死刑,减少死刑犯死亡时的痛苦;其二,保持死刑犯身体的完整性——西方在这点上似乎和中国人有相通之处。早先西方喜欢把犯人活活烧死,既让其承受最大的死亡痛苦,又让其灰飞烟灭。后来西方多用用电刑和绞刑,但这两种方式仍会使犯人持续痛苦很长一段时间,于是采用枪决,但这种执行死刑的方法往往使死刑犯身体无法保持完整性,于是又发明了注射死刑,虽然这种执行死刑的方法技术要求特别高,因而成本也相应的十分高昂(当然,有不少国家现在仍在用绞刑)。

保持身体的完整性是中国人的一种古老习俗,而且是孝道的构成部分之一,身体因而具有某种神圣性,正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三国时期的夏侯惇同志的眼睛被箭矢所伤,为恪守孝道,自己把瞎掉的眼球给嚼着吃掉了,由此震撼三军。中国人也有“死有全尸”传统道德及宗教观念,死后“身首分离”或“死无全尸”为一大悲哀,这除了夏侯惇所坚持的因素影响外,另外一个因素可能在于国人传统的轮回转世观念:死的时候不完整,则轮回转世到下辈子就成了个大问题。在古时“枭首”、“斩首弃市”等使得死刑犯死亡且身体不完整的死刑方式都是十分严重且带有侮辱性的刑罚,其中以分离的最为严重的“凌迟处死”为最。如果是一般的砍脑袋,有条件的死刑犯的家属往往也会通过贿赂刽子手的方法给亲人留个全尸(既要砍死但又不让脑袋搬家,这是一门技术活)。现代中国农村中火葬依然受到强烈的抵制,也是因为国人传统的孝道和强烈的“全尸”概念的影响。子女若不能花钱让死去的长辈免除“火烧”的“痛苦”,会被认为是严重的“不孝”行径,因而受到邻里乡亲的鄙夷。

话说回来,作为死刑犯,除了个别十分高尚同时也值得推崇的愿意死后捐献器官外,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家属自然也希望死后保留个全尸,这一点和古人没什么两样。但有一样变了——尸体的价值。

在古代,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后真的就仅仅是一具尸体了,其对“外部”的价值或许只是从脖颈中喷出的鲜血——可以用来做人血馒头“治病”。所以,刽子手仅能在某些情况下凭借自己的手艺(是否一刀毙命减少痛苦,是否身首分离)来敲诈死者家属一笔小钱。但自从人体器官移植成为可能之后,由于器官需求量和供应量相差悬殊,因此可供移植的器官奇货可居,其价值自然也水涨船高。在死囚器官占器官来源90%以上的中国,死刑犯尸体的价值可想而知。《财经》本期专题中就曾提及,前几年因肝癌去世的演员傅彪在生前做过肝移植手术,其移植的肝器官就来自于山东一名被执行死刑的20多岁的死刑犯。

有利益就会有人角逐,利益巨大的器官自然也不可能被逃脱某些人的黑手,特别是死刑犯的器官。

首先,死刑犯的器官无需支付对价。如果公开摘取死刑犯的器官,那会被宣称是死刑犯自愿捐赠;如果是非法摘取(占大多数),则根本不会让外人(包括家属)得知,一切都是秘密进行。死掉的死刑犯是不会要求支付报酬的。

其次,该种器官来源量大。虽然被执行死刑的人数是保密的,但仍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以前学者或研究机构统计中国死刑人数是通过对各地报纸报道的死刑判决数量的累加方式完成,后来国家禁止对一般死刑判决进行报道,这一方式就失效了。大赦国际称2007年中国执行死刑407例,2008年1718例,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执行死刑数的总和。但这个数字可能未必准确,特别是2007年的数字有过低的可能。《财经》统计的中国肝移植数量在2007年由2006年的2781骤降至1832,降幅达34%。但据最高人民法院的信息,2007年中国死刑复核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之后,最高院驳回了地方上15%的死刑判决。再依据《财经》在专题中说死刑犯器官占移植器官来源的90%以上这个比例推算,则2007年中国死刑犯的数量上就会出现较大的出入。个人认为,国际组织统计偏低的可能性较大。但无论如何,我国死刑人数全球第一是无可争议的。

再次,这种器官风险小。正如《财经》所报道的,整个移植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利益链条,有像贵州野医生赵诚这样冒着杀头的风险杀人盗取的,也有通过钻法律漏洞通过所谓“合法途径”卖掉自己器官赚钱谋生,但上述方式毕竟是违法或者游走在法律边缘的,随时有被法律“制裁”的风险。但摘取被执行死刑的死刑犯器官则几乎是一种零风险作业方法。原因很简单:这个利益链条中有公权力在参与。

在上学时,一位研究刑诉法的老师曾在交流中解释为何我国死刑犯众多,其中一个原因很少为外人所知——成本。据这位老师所说,监管一个犯人的成本相当于东中部地区供养一个五保户的成本。如果不判死刑,则所判的兴起显然会很长,政府所负担的费用也随之增加。这个因素应算是促使国家死刑人数居高不下的一个反面因素。但考虑到器官移植问题后,我在猜想,摘取死刑犯器官的高额利益,或许是导致我国死刑数量居高不下的一个正面因素。

在该期《财经》杂志出刊之前,很多人已经在Twitter上讨论杀人盗取器官案了,并进而引起了对我国移植器官来源问题的讨论。在该专题面世后,周曙光(Zola)在Twitter上公布了一份和一位曾数次负责在死刑执行现场执行交通管制因而得以现场目击摘取死刑犯器官的交警的聊天记录。据该“福娃”介绍,许多死刑执行现场都有等候摘取死刑犯器官的医生在待命,枪响之后立即动手(时间紧迫)。这位交警还透漏了一种特别血腥的摘取——摘取心脏。一般执行死刑时枪击心脏,但如果需要摘取心脏,当然不会打心脏,但也不会是打头部,而是打脖颈,而且还不能打到动脉。经过这种枪击方式执行死刑的死刑犯其实并不会立即死亡,只是中枢神经被破坏而不能有反应而已,也就是说,会活一段时间。在这段活着的时间里,他们的心脏被摘除——然后死亡。

这,这很恐怖!从法律的视角看,这些人不是在执行死刑,而是在故意杀人。只有国家才能执行死刑,如果国家执行死刑不成功(一枪没杀死),那仍然需要补,只要死刑犯还活着,他/她能在公权力的手中结束。医生在活着的状态下摘取死刑犯的器官,与故意杀人并无二致。而那些执行死刑的部门及相关人员,如果同这些医生合作完成这一犯罪行为,自然是渎职并且是故意杀人罪的共犯。

但这种严重的罪行,今天依然在进行着。

不久之前,美国著名杂志《纽约客》发表了对《财经》杂志的总编辑胡舒立的长篇采访报道,全文流露着对这位被西方媒体成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的认同和赞扬。这期《财经》有关器官移植问题的专题文章,让人坚信:她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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