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这是一组少见的镜头：Alan Shore温情地看着小姑娘Anna，眼神中充满长辈的爱怜、又带着深深的忧郁。那时的Alan还比较瘦，人也帅，这种眼神和戛纳影帝时代的Spader很像很像。Alan很色，但不要多想，他不是一个怪叔叔。能让玩世不恭的Alan流露出这样迷人的眼神的，是一个充满悲情和无奈的故事。
12岁的小女孩Anna出生在罗马尼亚，后来在美国的亲戚家生活了6年，在思维上已十分美国化了。这次她同父母一起来美国度假，假期结束后她却再也不愿意跟随父母回罗马尼亚了。Anna不是因为贪图美国的生活才拒绝回国，而是因为她不愿意被爸爸妈妈要带回去和一个14岁的陌生男孩结婚并圆房——这是他们民族的传统习俗。无奈的Anna跑到法院来，希望有人能帮她。在一间法庭里，Anna遇到了刚开完庭的Alan。
Alan初时仅把Anna的话当作小孩子的“鬼话”，因而还和她开玩笑，说Anna身上带的几个美元只够和他说几句话。但当Alan听完Anna的故事，看着Anna那无助、恐怖、期盼的眼神后，他立即收起了玩世不恭的心态。Alan意识到，他现在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案子，他必须严肃地面对，他心中的那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气概被迅速激发出来了。面对Anna强壮的父亲，Alan立即向席上的法官为名字都还没记住的Anna申请政治避难。Anna是罗马尼亚人，她只是随父母来美国度假，要想阻止她被父母带回罗马尼亚，美国国内的民事法律和刑事法律是不适用的，因为没有管辖权。Anna要想留下，就必须向美国法院申请政治避难保护。但政治避难太难申请了，这个制度具有很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而Anna的问题是婚姻问题，或者是一个有关是否强奸儿童的非政治性的刑事犯罪问题，而且行为尚未发生，仅仅是一种可能而已。至少从表面上看，Anna的问题和政治无法发生联系，申请政治避难也十分牵强。
天生就具有英雄主义情怀的Alan Shore此时当然想到了“人权”这个外延十分宽泛的理由。即使Anna一家都是外国人，但外国人也不能在美国境内“绑架”另一个外国人，这就是法律上的属地管辖权。Anna所面对的正是类似的情况。Anna之前已经有了姐姐的例子，她不想重蹈姐姐的覆辙。如果Anna不愿意，甚至她愿意，按照现代法治国家的刑事法律，这种让儿童圆房和强迫婚姻都是暴力犯罪，像Anna父母这样的人应被扔进监狱。另外，根据民事法律，Anna的父母显然未能履行一个父母保护子女的健康成长的监护人责任，应该被剥夺监护人资格。
问题
但是，即使可以以这种理由来对外国人行驶属地司法管辖权，也要考虑到行为人本国的法律，特别是行为人和行为的对象都是同一国家的时候。譬如，儿童的身体不能受到侵害，但如果一对以色列父母在美国为他们的以色列儿子做了割礼，美国的法律显然不能以保护儿童为理由去禁止或给这对父母定罪，因为割礼是犹太教的基本教义。所以，如果Alan主张Anna的人权收到了侵害，他必须要将美国的相关法律和Anna所属民族的传统信仰相互比较，以确定这种保留儿童婚姻的传统信仰是否是野蛮落后的，是否突破了人类伦理的底线因而在任何地方都是不能容忍的。这个比较涉及两个方面：什么样的婚姻是文明的，什么样的是野蛮的？Alan自己以及美国这个国家有关婚姻认识及法律标准是否是普适的？
（一）婚姻年龄标准
在现代法治社会，12岁的女孩被认为是一个Child，而非一个成人（Adult）。根据医学的理论，处于儿童阶段的人的心理和生理都尚未成熟，不适合结婚。基于此，许多国家都通过法律对结婚年龄设置了最低限制。有关最低结婚年龄标准并非世界统一，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标准，背后影响的因素除医学理论之外，还与一个国家的人口现状及人口政策有关。譬如，中国大陆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是男22，女20，男性就比女性高2年。男女之间存在两年之差，这除了考虑到大多数家庭要由男性来支撑（非性别歧视），因而男性应该更加成熟之外，恐怕也和中国相差悬殊男女人口比例有关系。在台湾地区，男性公民年满20周岁取得成年人资格，但18岁就可以结婚，而且1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在结婚后自动取得成人资格。虽然各地标准不一，但现代各国一般都把18周岁作为成年人的标准。婚姻关系是事关两人终生幸福的大事，期间涉及众多民事法律关系，而民事法律关系的缔结需要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做出（这也是为何台湾地区规定1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在结婚后即取得成年人资格的原因——一种事后的追认）。虽然父母作为监护人可以替代子女缔结民事法律关系，但这种监护权必须以维护子女利益及健康成长为目的，而不能随意抛弃子女的权利，更不能加以侵害。所以，Anna的父母不应替12岁的Anna决定婚姻，这是一种超越监护权权限的强迫行为。
除了婚姻法律的规范外，现代法治国家的刑事法律一般都对女性予以特别的保护，特别是女性性自主权。由于儿童心智发展十分不成熟，法律上认为他们在一些问题——如性自主权——上不具备独立自主的能力，因而予以更为严格的保护。以我国为例：我国刑法中规定与14岁以下幼女发生性关系者，不论双方是否出于自愿，一律以强奸罪论处。西方社会在性方面开放度较高，对色情淫秽言论及出版物都不禁止，但仍严禁涉及儿童的色情。对针对儿童的性暴力行为的刑罚也极为严格，特别是在Megan Law之后，某些情况下会对性侵犯儿童的罪犯处以很少动用的极刑（见拙文《何处重生》）。
但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或曰退步，这是一个未定性的问题），男女青少年发生首次性行为的年龄越来越提前，少女妈妈不断出现，以至于原本用于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的刑事法律成为具文。但这种规范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并不意味着对儿童性权利保护应该取消。由于未成年人，特别是14岁以下的儿童对社会的了解仍处于懵懂阶段，他们对一些事情不具备独立判断、独立承担行为后果的能力，所以，即使与他人发生性关系是处于自愿，但这种“自愿”的背后缺乏理性的支撑，很可能是一时的冲动或虚荣。为了整个社会群体的稳定，即使规范和现实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但该规范仍有存在下去的价值，只是或许要局部加以修正。
既然青少年之间自愿的性行为都可以成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那么无需赘言，受强迫的自然需要更强的干涉和制裁，因为这还牵涉到一个更深刻的问题——自由。Anna父母虽然是基于本民族的传统信仰，也是为了Anna的幸福着想而为他安排了婚姻，在动机上难以苛责，但他们无情地侵犯了Anna的自由，这是令人无法容忍的。再加上Anna的身心健康可能因为强迫婚姻带来的性侵犯而受到严重侵害，她最基本的人权——生命健康权——受到了危及，需要法律立即介入加以保护。
（二）价值标准
虽然基于当事人国籍和法律管辖权的限制，美国的法庭拒绝了Anna的政治避难申请，不得不任由Anna被父母带回罗马尼亚，但双方有关人权标准和价值标准的争论仍启人深思。
有历史学家曾言：“历史是由模仿和偶然所书写的。”处于社会中的人的行为必然要受其所处的社会传统文化和环境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往往就成为他们的价值观。在Anna父母看来，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早婚是他们民族的传统信仰的一部分，有着悠久的传统。Anna的妈妈更是现身说法：她本人和丈夫是这样的，他们的父母亲也是这样的，Anna的姐姐也是这样的，更为关键的是，他们现在都很幸福。在他们的民族里，根据这种传统缔结的婚姻离婚率很低。相反，现在的美国自由缔结的婚姻的离婚率却高达50%。如果婚姻是为了幸福和社会的稳定，那么孰优孰劣，自不待言。
另外，如果说让12岁的小孩子结婚是野蛮落后的，那么在一夫一妻制成为现代文明社会基本理念的今天，美国境内摩门教徒的一夫多妻制又做何解释？如果一夫多妻制是摩门教的信仰，那么儿童婚姻也是他们民族的信仰。信仰是自由的，是不能干涉的，这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铁律。
Anna父母的辩解和责难，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文明or野蛮，法律标准何在？
Anna父母所请的辩护律师则从法律的角度强调：法庭不能把美国有关婚姻的价值标准强加于罗马尼亚人。一直以来，许多国家和批评者（包括美国人自己）指责美国强当“世界警察”，用武力输出价值观，导致一些地区动荡不安。如果法庭在此阻止他的当事人带Anna回罗马尼亚结婚，就是对外国公民传统习俗和民族信仰的粗暴干涉，在司法领域强化了美国世界警察形象，
其实，这位辩护律师应该教导他的当事人不要引用摩门教的一夫多妻制教义为自己做辩护，因为早在1879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在雷诺德诉美国案中判决一夫多妻制行为违法。信仰是自由的，但当信仰化为行动时，就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当时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杰斐逊认为：“如果有人相信，以人殉葬也算一种宗教仪式，难道也允许这么做吗？同样，基督教科学家也不能禁止他们上学的孩子接种牛痘。”萧瀚评论道：“无论一个教派的信徒对其本教如何虔诚，这都不能成为他不承担社会义务的借口。”而且，杰斐逊大法官还从逆向的角度指出，摩门教的教义并没有规定一定要一夫多妻制，所有的教徒的良心在婚姻问题上是自由的（萧瀚：《法槌十七声》）。
在古罗马时代，让奴隶血腥角斗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娱乐活动，以杀戮为乐是合理合法的。但是，难道现代人可以以此认为这种血腥屠杀是合乎人类价值的吗？如果有人在今天的美国开设古罗马式的角斗游戏，那么他可以以传统信仰和生活方式来为自己的杀戮寻求法律豁免特权吗？如果是的话，那么起义反抗的角斗士斯巴达克斯岂不是罪大恶极的叛逆，任何人杀人也都可以以信仰为自己辩护了。
在数百年前，贾宝玉和林黛玉追求自由婚姻而不得，他们周围的人，他们当时所处的社会都认为包办婚姻是再正常不过事情，而自由的爱情和婚姻则是离经叛道。可现代的我们却不能以时间为理由来否认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的爱情，更不能否认他们所追求的自由，不能承认拆散宝黛爱情的暴力家长的正当性；两千多年前，寡居的卓文君爱上了司马相如并私奔，演绎了当庐卖酒的佳话。即使过了两千多年，我们也不能否认卓文君的爱和她对自由的追求，不能认为坚持逼迫她守寡的正当性。传统信仰和民族特色不能成为落后和野蛮的行为的挡箭牌，即使加上时间也不可以。
Anna父母的辩护律师如果足够专业的话，显然应该引用阿米绪人的判例来支持自己当事人的立场。阿米绪人是数百年前欧洲“再洗礼派”的一个分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而来到美国。阿米绪人的宗教信仰要求他们“严格实践圣经教义，排斥不符合圣经的虚文褥节”。数百年来，阿米绪人一直恪守传统的生活方式：几百年不变的黑色服饰，不使用电力，不使用汽车……他们和影视作品中的“古代欧洲村民”完全一致。阿米绪人并不聚居，他们分散在普通社区之中，和其它居民的关系也很好，一些地方政府甚至通过法律确保阿米绪人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如立法规定公共场所的停车场需有供阿米绪人停放马车设施）。但是，一贯与世无争的阿米绪人在教育问题上却和政府起了“冲突”。根据阿米绪人的信仰和传统生活方式，“孩子读书到十四岁，相当于八年级，就够了，从十五岁起就应该到农田里干活了（阿米绪人以务农为生，且精于此道，他们以原始耕种方式经营的土地的单位产量比现代化农场的单位产量还高）。他们认为外面的孩子从十五岁开始的高中教育对阿米绪是有害无益的。”这和现代社会的义务教育立法显然直接对立，于是他们违法了。地方政府把阿米绪人的孩子强迫带到公立学校学习，引起阿米绪人的强烈反对。虽然阿米绪人很愤怒，但他们至始至终都很克制，没有使用武力反抗，甚至都没有想到去法院起诉，因为他们的教义要求他们与世无争。最终还是一些社会热心人士帮助阿米绪在法院提起诉讼，并把官司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1972年，沃伦法院以压倒性多数做出了有利于阿米绪人的判决。“沃伦大法官在判词中指出，现代中等教育所教授的内容和价值同阿米绪宗教生活的根本方式有尖锐的冲突，强制实行的教育法规侵犯了阿米绪教徒的宗教自由权利（丁林：《美国最特别的阿米绪的故事》）。
多么相似的案例。粗看起来，阿米绪案就像为Anna的父母特地准备的一般。但是，强迫一个12岁的小女孩结婚，仍然与强奸无异，因为他们突破了人类社会的底线伦理。美国政治学家希尔斯曼在谈及雷诺德案时曾指出：“一般说，最高法院认为，宗教信仰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不服从有效的、一视同仁的保护公众安宁、健康、安全和道德的法律。”针对这一观点，萧瀚评价道：“希尔斯曼在这里指出了美国宪法所确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准则，就是人类社会依靠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来维系，如果有一些人获得突破这些底线伦理的权利，这个社会将不复存在。为了使这些底线伦理能够被所有人认同，法律就必须强行规定人们最寻他们，而不是在一些领域里留下‘大坝的缝隙’——否则，法律的堤坝最终将被罪恶的洪流冲垮。从一个宗教信仰的角度来说，它不能成为罪恶的避难所。”（萧瀚：《法槌十七声》）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类比适用法律在逻辑上是具有缺陷的。即使Anna的父母引用阿米绪案的判决，但阿米绪案所涉及的是和信仰有必然的逻辑联系的教育问题，而Anna的案件涉及的则是和人最基本的人权——生命健康权——相关的婚姻自由和性自由的问题，二者既非同一问题，也非同一性质的问题。婚姻自由和性自由的内涵并不包含于教育自由的内涵之内，无法以教育自由为大前提推导出父母有权根据自己民族的传统信仰可以决定Anna的婚姻和性自由。根据杰斐逊大法官在雷诺德案中的逆向思维，Anna父母的传统信仰也没有规定成员一定要在儿童时期就结婚同房，他们可以让自己的儿女选择自己的婚姻方式。
由于国人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人们常常以“某某特色”来排斥文明和进步，为自己的落后和野蛮寻找挡箭牌，并视这种辩解逻辑为天经地义。这在政治上，就成为政客为自己的残暴、虚伪和贪婪寻找合法性的借口。以特色为借口，萨达姆的大屠杀，塔利班的恐怖行为都成了自身特色和不可干涉的。这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一种奴役下的“自由”。
法律职业的悲哀
再回到Anna的案情。虽然听审的法官对Anna父母的做法也深恶痛绝，但他对Anna的命运也无能为力，他没有法律依据能够支持Anna的政治避难申请。罗马尼亚的法律也规定法定最低结婚年龄为18周岁，但这位法官无法替罗马尼亚执法。在Anna的申请被否决的那一刻，Alan的表情瞬间变得十分安静。我相信，在这安静的表情下，Alan的内心感情必定波涛汹涌无法平复；我相信，在那一刻，Alan感到了自身在这个社会的恶的面前是渺小的、无力的。同时，Alan也一定感觉到了法律职业的悲哀。虽然法律实务界和法学院一年级时的理想世界大不相同，但特立独行的Alan一直都以自己的方式追逐着实质正义。他无视职业规则，他无视常理。为了帮助一个乞丐在自己女儿面前活出父亲的尊严，他可以用欺诈的方式为这个人寻求保险赔付；为了帮一个精神有问题的男人逃避杀人的指控，他可以在办公室里藏匿杀人凶器……他帮过很多人，但此时此刻，他却无法实践自己对一个小女孩许下的诺言，帮助幼小的她免予野蛮暴力的侵害。
想到此点，也就不难理解后来的Alan为何越来越离经叛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