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路上重读倚天屠龙记。继续补充原来那篇书评兼影评。

张无忌并不老实,最典型的就是他“色”,遇到美女,就立即能在万千纷杂的情况下唯独发现人家的美丽。如果不是敌人,能说上话,溢美之词便如滔滔江水,伴随着含情脉脉绵绵不绝而出。这一点,金庸在原著中多次强调,几乎成为张无忌见到美丽女子的必然反应。 下面我们且看看张无忌这小子在与作为女主角的众佳丽初遇时的场景:

佳丽1:小昭;地点:光明顶密道;背景:逃命被困。

只见张无忌呆呆望了自己,脸上充满了惊讶之色,神色极是古怪,便微微一笑,道:“你怎么啦?”张无忌叹了口气,道:“原来你……你这样美?”那小鬟抿嘴一笑,说道:“我吓得傻了,忘了装假脸?”说着挺直了身子。原来她既非驼背,更不是跛脚,双目湛湛有神,修眉端鼻,颊边微现梨涡,直是秀美无伦,只是年纪幼小,身材尚未长成,虽然容貌绝丽,却掩不住容颜中的稚气。

看到这段文字,怪蜀黍的感觉有木有?接下来的情节发展可想而知,怪蜀黍立马向小萝莉伸出了魔爪。张无忌旋即故技重施,又用火药徒劳地炸巨石。这一次,趁着爆炸的气浪,未来的张大教主“早有防备,伸手揽住了她腰”。我勒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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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近年来,不少学者对美国政治与司法领域的左翼自由派观点反思颇多,左翼的一些观点甚至令时人反感,而右翼保守派的立场与观点则有繁荣之趋势,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就是这一波趋势中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这种喜好的转换,其实并没有跳出狭隘的非左即右的二元对立判断。无论对谁的立场,谁的观点,理应都持着中立的态度去辨析。(本文为《最高法院的“喜剧之王”》译者序,发表于《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2012年3月5日)

最高法院的“喜剧之王”

2011年2月5日,《纽约时报》刊发了一则题为《政治与法院》的社论,批评联邦最高法院的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和克拉伦斯·托马斯两位大法官在最近几起案件中的投票立场,太过政治化。社论同时提及斯卡利亚在国会与茶党高层密会之事,认为大法官过度介入政治,有悖“三权分立”原则。社论发布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2月10日,《纽约时报》又刊出前司法部官员布鲁斯·费恩(Bruce Fein)的读者来信。费恩在信中指出,斯卡利亚大法官不但在国会山与茶党高层密会,会谈内容更是令人震惊——他居然在为茶党针对奥巴马总统的医改法案准备提出的立法议案提供合宪性咨询。

司法中立的原则,要求法官对各种争议不诉不理。在美国,宪法实现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分权与制衡,各方不得相互越界。早在建国之初,华盛顿总统就曾请求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对美国和法国之间的同盟条约出具咨询意见,但遭到杰伊的拒绝。杰伊认为,法院如果出具咨询意见,会破坏三权之间的功能划分和分权制衡原则。自此,最高法院确立了“禁止咨询意见”(advisory opinion ban)原则。在涉及司法和立法时,这项原则要求法官不得事先就立法的合宪性出具咨询意见,只能待立法通过后,在具体案件中进行审查。若斯卡利亚真的为茶党的立法议案提供合宪性咨询,那确是踩中红线。费恩在来信中批评斯卡利亚的这种行为损害到最高法院的公信力,并将他与前大法官阿贝·福塔斯相比。上世纪70年代,福塔斯大法官因在任职期间收取咨询费,被迫辞职,但外界普遍认为,福塔斯之所以被迫辞职,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乃是因他在履职前后,一直为林登·约翰逊总统提供内政外交政策的咨询意见,和行政分支走得太近,引起立法分支的不满。

如此看来,斯卡利亚大法官这次真的惹了大麻烦。按照一般人的想象,这么大的官员,惹了如此大的麻烦,也该辞职了。其实不然。对大法官而言,这虽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但至少还不算解决不了的麻烦。

更重要的是,这次风波的主角,是大名鼎鼎的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这位最高法院里资历最老的保守派大法官,已经不是第一次激起这类轩然大波。与之前的一系列风波相比,这次还不能算什么大事件。每一次,他都能安然度之,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

斯卡利亚为什么如此特立独行?从美国著名记者琼·比斯丘皮克这部传记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

大法官的保守渊源

安东宁·斯卡利亚是新大陆移民第一代后代。父亲老斯卡利亚刚到美国时,一无所有,靠刻苦努力,成为一个学者。老斯卡利亚夫妇都是虔诚的教徒,家教甚严,斯卡利亚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智识及宗教教育。另一方面,因为安东宁是斯卡利亚家族和母亲的帕拉诺家族两大家族中唯一的男性后代,因此他也备受家人宠爱。在他的童年时期,意大利移民在美国还是一个饱受歧视的族群,他们在美国社会的典型代表,只有四处搞恐怖爆炸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和揣着冲锋枪在街头火拼的西西里黑手党。若想摆脱歧视,受人尊敬,意大利移民后裔必须倍加刻苦努力,争取出人头地。

聪明的斯卡利亚做到了,不过并非没有挫折。小学毕业,申请超一流的瑞吉斯高中被拒之门外;高中毕业,报考贵族化的普林斯顿大学又名落孙山。面对这些失败,斯卡利亚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先后选择了泽维尔高中和乔治敦大学就读。当然,这些学校也非泛泛之辈,更不用说他读法学院时的哈佛大学了。在这些学校里,斯卡利亚接受了精英式教育,并且表现优异,成为精英中的精英。面对之前的失败,斯卡利亚并没有如许多人那样,把原因归咎于学校的贵族化,乃至社会的不平等。相反,他更多的是自责自己没有做得更好。而失败之后的成功,又让他坚信:当一扇门关闭之时,必有一扇门为你打开。斯卡利亚用自己的经历表明,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读哈佛法学院之前,斯卡利亚一直在接受宗教教育。家庭的宗教氛围自不用说。埃姆赫斯特小学时,他就开始在课外参加宗教学习;泽维尔高中和乔治敦大学也都是天主教会主办的学校。从泽维尔高中毕业时,校报称赞他是“模范天主教徒”;从乔治敦大学毕业时,他在论文答辩这最后一课上学习到“道成肉身”是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宗教信仰和精神生活不可分离。可以说,宗教是斯卡利亚价值观形成时期的主导因素。于斯卡利亚而言,全能的上帝,就是一切。

二十世纪之初是保守主义的“黄金时代”,相关学说达到辉煌的顶峰。在社会领域,自由放任成为社会主流思潮,联邦最高法院也为之助拳,“洛克纳案”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判例,塔夫脱法院则是这一时代最著名的,也是最后的保守主义最高法院。当时,进步主义运动已然兴起,美国司法领域也有所响应,出现了诸如路易斯·布兰代斯、本杰明·卡多佐等著名的进步主义大法官。

转眼间,大萧条到来,美国社会巨变。罗斯福总统上任之后,保守主义更被视为孕育大萧条的罪恶源泉,最高法院和行政分支强强对话,进而有了罗斯福的“填塞最高法院”计划。以“黑暗四骑士”为代表的保守派大法官们为保守主义最高法院谱写了最后的哀歌,自此之后,最高法院全面自由化,成了罗斯福自由主义新政的保驾护航者。

随着罗斯福总统的逝世,二战结束,冷战寒冬来临,美国社会也迎来了重大变化。虽然进步主义的前进势头仍在继续,但保守主义已经触底反弹,否则怎么也轮不到保守了近二百年的联邦最高法院擎起这一时期社会改革的大旗。 “自由”与“保守”,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自美国建国时就如影随形,且有相生相克之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也压不倒谁。

这股保守风潮观对斯卡利亚影响很大。可想而知,一个靠自身努力,从受人歧视的意大利移民后代奋斗成为令人羡慕的社会精英青年的斯卡利亚,在保守主义成为新潮流的时代会形成怎样的价值观。对斯卡利亚而言,保守主义不仅仅是一种价值观,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信仰。保守主义的信仰加上保守的天主教信仰,斯卡利亚想不成为一个保守派斗士都难。

波澜起伏的政界经历

大学毕业之后,斯卡利亚进入著名的众达律师事务所工作。六年之后,就在要晋升为合伙人时,他却突然辞职,到弗吉尼亚大学执起了教鞭,延续起父亲老斯卡利亚的理想。然而,自小就活泼的斯卡利亚毕竟不是一个能安定下来的人,他利用自己在众达律师事务所积累起来的政界人脉关系,进入了尼克松行政分支任职,从此打入华盛顿政治圈。谈吐幽默、擅于社交的斯卡利亚进入华盛顿后如鱼得水。在水门事件期间,无数人视行政分支为火坑,唯恐避之不及,斯卡利亚却火中取粟,短短几年内就晋升为助理司法部长。这一举动的背后,显示了他超人的胆识,更显示了这位优等生超乎一般的自信。

初入政界的斯卡利亚虽说在晋升之路上顺风顺水,但也正好赶上了一个充满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年代。强势的尼克松在立法、司法两大权力分支和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体的联合阵线面前一败涂地,补缺上台的福特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未经选举上台的总统,缺乏广泛的民意支持,是一个典型的“跛脚鸭总统”,常受国会打压。作为行政分支的代表之一,斯卡利亚经常要与国会和议员们过招。幕后老板以及整个行政分支虽然流年不利,位居弱势,但打工的斯卡利亚却不愿唯唯诺诺。相反,他在强势的国会议员面前摆出了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更像是在代表行政分支向国会进攻,没有一点收缩防御的迹象。这就是斯卡利亚的个人风格,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福特之后,民主党人卡特上台,斯卡利亚也离开政界,重返学术圈,积蓄着力量,等待着东山再起。在芝加哥大学执教期间,他遇到了李·利伯曼、戴维·迈克金托什和斯蒂文·卡拉布雷西这三位将来对美国政法两界影响巨大的学生。斯卡利亚不但为他们成立的联邦党人协会出谋划策,还动用自己的关系,为其寻求人脉支持和赞助资源。此外,斯卡利亚也是联邦党人协会的精神导师。利用联邦党人协会这一平台,斯卡利亚在学术界为保守主义冲锋陷阵。

经过短暂的沉寂之后,保守主义终于迎来了怒放的春天。里根的上台,代表了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压倒性胜利,斯卡利亚在大学“赋闲”期间所付出的种种努力,也到了收获季节。如同他之前人生的许多次重大选择一样,重新向政界进发的斯卡利亚一开始也遇到挫折。斯卡利亚将目标直接瞄准了首席政府律师一职,但却在竞争中败北。首席政府律师虽然排名还在司法部长之下,但这个职位却十分荣耀。因为要代表行政分支在最高法院出庭,首席政府律师又有“第十位大法官”之称。失败虽令人痛苦,却不会令斯卡利亚气馁,他又将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同样高的目标——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美国司法体系内,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地位非比寻常,人称“第二联邦最高法院”,现如今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有四位曾在这里坐堂听审。为了这一目标,他连送到手上的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的法官职位都拒绝了。最后,他赢了。

“我们一开始只是想在自由主义理论草丛中种植一支鲜花,但没想到它后来竟然长成了参天大树。”在进入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四年之后,斯卡利亚当年种植的鲜花们开始回报养护他们的园丁。在司法部内工作的利伯曼、卡拉布雷西等联邦党人协会骨干对大法官的遴选过程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自然而然将目光投向了曾经的斯卡利亚老师和现在的斯卡利亚法官。当时,恰逢首席大法官伯格辞职,伦奎斯特被提名接任首席大法官一职。有威廉·伦奎斯特在前遮挡参议员们的枪林弹雨,紧随其后接受提名确认听证的斯卡利亚并没有遭到什么刁难,十分顺利地坐上了联邦最高法院的高背椅。

斯卡利亚虽然是从大学进入联邦上诉法院,进而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但从其司法之路不难发现,行政分支出身的政界背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影响重大。另一方面,在行政分支的经历,也塑造并强化了他在诸如行政分支权力等诸多重要问题上的立场。

原旨主义的捍卫者

在保守主义重新崛起的时代背景中,美国法律界出现了以博克和斯卡利亚为代表的“原旨主义”法律理念。具体到宪法及最高法院的宪政实践中,就是斯卡利亚所主张的在解释美国宪法时必须以宪法制定时人们对宪法文本的理解为基础。原旨主义法学理论打出了回归美国建国理念的复古大旗,响应保守主义捍卫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号召。这一点,从斯卡利亚所大力支持的联邦党人协会的宗旨也可以看出。

运用其原旨主义宪法观,斯卡利亚大法官在诸多法律问题上展现了鲜明的个人立场。如坚决反对堕胎,资助宗教,维护州权,减少政府管制等。这些立场响应了保守主义运动的需要,成为保守主义在法律领域的支柱性立场。在诸如批判肯定性行动政策方面,原旨主义提供了十分有效的方法论武器,自由派一方的确难以应对。

但是,斯卡利亚大法官真的是一位坚定的原旨主义者吗?读完这本书,每个人或许都会产生一定的怀疑。

原旨主义其实并不陌生。如果按照当代对原旨主义者的定义,罗斯福总统在新政期间任命的雨果·布莱克大法官也是一位“铁杆宪法原旨主义者”。布莱克大法官常年在口袋中放一本“袖珍版”宪法,时刻翻阅。布莱克大法官认为,宪法就是他的生命,其中的一词一句都如《圣经》正文一般不可动摇。在许多宪法问题上,特别是在其职业生涯晚期,布莱克大法官和其他著名的自由派大法官分道扬镳,偏向保守。但总体而言,布莱克仍是一位著名的自由派大法官(有观点认为,正是伴随着他的离去,最高法院的保守力量才开始取得优势)。

本书多次提及种族歧视问题,在有关这一领域的案件中,斯卡利亚的原旨主义理论,看起来更加难以自圆其说。如果法律禁止种族歧视,那么种族歧视受害者因为提起种族歧视诉讼被解雇,为何就不属于反种族歧视法律的保护范畴了呢?

原旨主义只是一种解读宪法的方法论,但并不是唯一的方法论。而所谓美国原旨,不过是保守派的原旨,并非是美国社会的原旨。退一步说,身处瞬息万变的这个世界,坚持几百年前的原旨,怎能符合现实的情况?建国先贤们并非如上帝般万能,他们留下的宪法文本是妥协的产物,也需要宪法修正案来“打补丁”;后世的大法官们更不是全能,怎能穿越时空完全清楚制宪者们心里的想法。就连斯卡利亚作为大法官所掌握的最大的权力——司法审查权——也不过是伟大的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在一起充满政治斗争因素的案件中创制的产物,美国宪法文本中根本无迹可寻。若坚持宪法原旨主义,第一个应该批判的应该是最高法院,是大法官自身,包括斯卡利亚。

在判决中,斯卡利亚也常常大声疾呼,批判最高法院的能动,要求将一些宏大的社会问题,交由民选的政治官员去解决。可实际上,如本书诸多事例所展示的,自从踏上华盛顿政坛的第一天起,斯卡利亚就在和国会斗争,这场斗争持续至今,仍未结束。斯卡利亚对国会十分敌视,因为他认为国会僭越了总统的行政权。在“俄勒冈州人力资源劳动部诉史密斯案”(Employmen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of Oregon v. Smith)中,斯卡利亚的判决引发巨大争议。事后,国会通过立法推翻了这一判决。但斯卡利亚仍然不服。对于这样一位和国会关系如此之差的大法官,他所称的司法克制,尊重民意,实质上并不是对民意的尊重,而更像是对总统行政权的尊重。

此外,斯卡利亚在州权和联邦权的问题上的立场也并非一以贯之。在“洛克诉戴维案”(Locke v. Davey)中,州政府设立奖学金,但禁止申请者使用这项奖学金就读宗教学校或修习神学专业。对此,斯卡利亚明确反对,认为州政府的规定有违平等。但当有人通过诉讼要求禁止州政府资助宗教时,斯卡利亚又会明确地站到州政府一边,认为州政府有权涉入宗教事务。这看起来很矛盾:同样是州权,为何州只有权支持资助宗教,却无权不资助宗教呢?答案很简单,因为问题涉及到了宗教,涉及到了政府资助宗教的最大受益宗教——基督教。一旦涉及宗教问题,所谓联邦权和州权的冲突就不再重要,维护州权的保守派立场也不再重要。

在联邦和州权问题上,斯卡利亚的判决标准,是漂移不定的。在著名的总统大选案上,这一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向来支持州权,呼吁司法克制的保守派大法官们,却突然动用了平等保护原则来干涉州法院的判决。或许,斯卡利亚也觉得自己的判决推理太过牵强,从来嘴上不饶人的大法官,一旦被人问到2000年的大选案问题,就直接要求跳过。

双面大法官

作为一本传记,一本大法官的传记,其最大的价值,在于通过对大法官生平的记述,为读者们理解这位大法官的法律理念、政治价值观及个人性格提供一个可供追溯、探寻的大致脉络。

本书的作者琼·比斯丘皮克是美国新闻界“政法口”老兵,是当今新闻界报道最高法院事务最优秀的记者之一。1989至1992年,她在《国会季刊》担任法律事务记者;1992年至今,比斯丘皮克先后担任《华盛顿邮报》和《今日美国》的最高法院报道记者。可以说,比斯丘皮克的整个职业生涯一直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联系在一起。早在1991年,她就曾因对克拉伦斯·托马斯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确认听证会的出色报道荣获“艾维特·麦金利·德克森杰出报道奖”(Everett McKinley Dirksen Award)[1]

巧合的是,比斯丘皮克也毕业于乔治敦大学(她在乔治敦大学法律中心获得法律博士学位),是斯卡利亚的校友。在写作本书期间,比斯丘皮克对斯卡利亚本人及其亲属、好友进行了多次且深入的采访,掌握了大量有关斯卡利亚大法官第一手且多视角的材料。考虑到斯卡利亚大法官和美国新闻界长久以来人尽皆知的“恶劣关系”,比斯丘皮克能够多次采访斯卡利亚大及其亲友,实属不易。也正因为这一点,这本传记的价值可见一斑。

通过这本传记,比斯丘皮克为我们展现了斯卡利亚的双面形象。他能令对手无比痛恨,却又能令对手敬畏有加;他能在法庭上和同僚恶语相向,私下里却又能和他们成为至交好友;他是传统价值观的坚定维护者,但对他认为错误的传统又能弃之如敝屣;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却也会认为教皇的某些通谕是错误的;他是一位强调司法克制的保守派大法官,却又具有精明的政治头脑和极强的政治野心……

在最高法院这个政治舞台上,擅长戏剧表演的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是名副其实的“喜剧之王”,充满魅力,充满争议。如韦托勒-马丁教授所言:“斯卡利亚到底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还是一个原旨主义者?或许,他两者都是。”


[1]“艾维特·麦金利·德克森杰出报道奖”系为纪念美国著名国会参议员艾维特·麦金利·德克森(1896-1969)而设。德克森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在1960年代担任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在此期间为通过《1964年民权法案》贡献良多。为纪念德克森的杰出贡献,参议院在1972年将参议院的第二座办公大楼命名为“德克森参议院办公大楼”(Dirksen Senate Office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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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伦斯·丹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刑辩律师。十九世纪后期、二十世纪初的传奇人物,律师界永不褪色的偶像,被称为“二十世纪社会正义的代言人”

◎“我憎恨罪恶,但不憎恨罪人。”

◎“我祈求生命、理解、仁慈、友好以及体谅所有人类的无限慈悲,我祈求我们能用仁慈去征服残酷,能用爱去征服仇恨。我知道,未来在我这一边。”

同大多数人一样,作为一个律师,克拉伦斯·丹诺也想多挣些钱,过上风光舒适的日子;同少数挣钱比较成功的大律师一样,他也有成为富裕律师的专业素养与个人能力。所以,丹诺走出乡村小镇的律所,来到了当时美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谋求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

在芝加哥,丹诺的才华很快得到体现。他进入政府做政府律师的工作,在短时间内连续升迁,后来又进入芝加哥西北铁路公司担任律师。这些年,他所挣的薪水也水涨船高。但是,富裕的生活中,总让他感到缺些什么。小时所处的家庭氛围和一年前为工人运动领导人戴斯辩护的经历让丹诺的人生目标日益清晰:“每个工人都有权利过上幸福的生活,我要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帮助他们。”

就这样,在他事业蒸蒸日上的1894年,丹诺辞去了芝加哥西北铁路公司的律师工作,开始了他为弱者辩护的事业。

镀金时代的理想主义者

丹诺生于1857年,逝世于1938年,一生恰逢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镀金时代”。

“镀金时代”得名于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同名小说,指的是美国内战之后到二十世纪初期这段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内,美国工业迅速发展,大量人口从乡村走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然而,在这一时期内,各种工业托拉斯使得雇主谈判地位异常强大,工人的报酬很低,权益受到普遍漠视,工伤层出不穷,遇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更是连最基本的温饱都难以维持。

为了提高劳动待遇,维护工作权益,工人群体也开始联合起来,成立工会,与雇主进行谈判。但由于政府腐败,袒护大公司,而且司法分支奉行“契约自由”的司法理念,忽视工人与公司在谈判过程中严重失衡的谈判地位和谈判能力,在斗争过程中,往往都是工会遭到失败,甚至被政府血腥镇压。

1894年,在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下,普尔曼车厢制造公司削减工人工资25%,引起工人抵制。当公司拒绝同工会谈判时,美国铁路工会领导人戴斯号召铁路工人抵制列车拖挂普尔曼公司制造的车厢,很快形成有15万人参加的全国性罢工,从芝加哥到太平洋岸的全线火车顿时停开。这使铁路雇主和美国政府大为震惊,决计以暴力摧毁铁路工会。7月2日,联邦法院发布不许工会采取任何妨碍铁路业务活动的“禁令”。当时的克利夫兰总统违宪向芝加哥派遣军队,并武力镇压了罢工工人。随后,戴斯被政府逮捕,并被控以谋杀罪、煽动叛乱罪、破坏价值30万美元的铁路财产罪等一长串罪名。

从芝加哥西北铁路公司辞职后,丹诺即投入到为戴斯的辩护工作中去。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他明白,这是一场陷害,是政府和大公司一起策划的打击争取合法劳动权益的工人的阴谋。与此同时,他也发现了当时美国法律所隐含的巨大不公。根据普通法判例,工人联合起来要求雇主提高工资即可以被判处共谋罪,虽然他们只是提出一个谈判要求,并未采取任何违法行动。但是,行业雇主联合起来,一致行动压低工人工资或解雇罢工工人的行为却被认为是“契约自由”的一部分,受到法律的保护。在庭审中,丹诺展开了无可挑剔的雄辩,认为应受到指控的是雇主组成的经理联合会的成员们,而非工会领导人戴斯。

丹诺的辩护很成功。在他的雄辩面前,法庭似乎也无法找出一个讲得过去的理由判处戴斯有罪,而且也已有11个陪审员被丹诺说服。但关键时刻,却有一个陪审员莫名其妙的“生病”缺席,法官强行裁定暂停审理。不久,戴斯又被联邦巡回法院传唤,并判他藐视联邦法院“禁令”罪名成立,并以此将他关进监狱。

丹诺重新“下海”后的第一个案件就这样结束了。他成功了,因为他伟大的辩才;他也失败了,因为他所处的弱肉强食的社会。但丹诺虽然伤心,却并没有灰心。他深信,“随着十九世纪的逝去,其特有的机器文明也一定会随之消亡,在此基础上,一个新的社会一定会诞生”。

富人也可以是弱者

丹诺不计报酬,全力支持美国劳工运动,为此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成为弱势群体眼中的保护神。但作为一位辩护律师,丹诺的伟大并非仅止于为弱者呼喊,他的伟大,还在于他在刑事辩护上所作的贡献,特别是他对死刑制度的反对。

1924年,芝加哥警方破获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谋杀案,芝加哥两位富商的儿子理查德·娄伯(19岁)和内森·利奥波德(20岁)被发现绑架并谋杀了14岁的男孩罗伯特·法兰克斯。当地民众为这起残忍的谋杀案所震惊,舆论情绪激昂,两个孩子面临死刑的惩罚。危急时刻,娄伯的叔叔找到了老友丹诺为两个孩子辩护。当时有人质疑,一贯为弱者呐喊的丹诺怎么能为这两个犯下残忍罪行的“富二代”辩护。但丹诺并不以被告的家庭背景来选择自己的立场。在丹诺看来,面对国家的法律,特别是刑事法律,被告人都是弱者。而在刑事法律中,对被告人判处死刑,仅是为了报复,不但不科学,同时也对社会不公。

丹诺在法庭上指出,站在被告席上的两个年轻人由于富裕的家庭生长环境,从小养成了心理疾病,在犯下绑架杀人的恶行前,已处于严重的精神疾病状态。同时,他旁征博引,指出死刑并不意味着公正和正义,处死他们不但于社会无益,反而可能会刺激更多人为寻求刺激效仿。

辩护十分感人,法庭中的人们听后都满眼泪水。最终,法官排除社会舆论压力,判处二人终身监禁,免去了极刑惩罚。两个年轻人得救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丹诺的那位老友、娄伯的叔叔在案件判决后却赖了丹诺的律师费,让他赔了一笔钱。

正如欧文·斯通在《世界上最伟大的辩护律师:丹诺辩护实录》一书中所言,“他不一定能成为一位成功的检察官,因为他总是站在弱者一边,他也不一定能成为一名成功的法官,因为天性使他更容易受同情心的左右而不能作出公正的判决”。

但他的这种特性,正适合成为一名律师,因为只有对弱者的同情才能给予一个律师以最坚强的信念,把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为弱者呐喊,对抗强权的事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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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发现有关人的起源和本质的一些问题。最初建立在有关人的起源、能力、责任等原始概念上的法令,是作为古老的风俗习惯流传到今天的。人们一般认为,人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就比其他一切动物具有优越性,因为只有人被赋予了灵魂以及分辨善恶的能力。最初的人是完美的,随后却屈从于诱惑,变成了光明的力量和黑暗的力量为拥有它的灵魂而展开永不停息的斗争的对象。人不仅能分辨善恶,而且被赋予了 “自由意志”和选择善恶的能力。当他犯错误时,他是出于放纵和邪恶的心理而故意这样做的,因此人类天生具有这种控制自我的力量,所有的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摘自《世界上最伟大的律师·丹诺辩护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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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记·孝文帝本纪第十》,不得不感叹,这真是千古罕见的一个好皇帝。治大国如烹小鲜,无论古今,其理相通。当世谈政治改革,四处寻找可供学习的榜样,民间不满官家花腔,求助西洋诸国。其实,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所谓政治改革,最为根本的还在于放松政府管制,让人民休养生息。改革者不要推行什么宏大计划,无为即是最大的有为。

孝文帝虽是一个皇帝,但他为人为政都谦让仁德,放诸今日亦难有可相比者。他并没将国家视为一己王土,将人民视为一己子民。他不停的告诫自己和天下,自己只不过是守护宗庙而已。而“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大臣上书请求立太子,他不愿,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孝文帝是以一个外王的身份,趟着宫廷斗争的鲜血登上皇位的。他推辞帝位,又不愿立太子,而是要求在宗室中搞民主选举,固然和他初登基地位不稳推辞避祸的考虑有关,但也可以看出这位皇帝知道自己的弱点,也知道皇帝的责任,对权力保持有敬畏之心,而非迷恋。这种对权力的敬畏之心,也正是现代政治家所应必备的政治素养。

孝文帝登基后,除大赦天下及封赏功臣外,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废除连坐刑律。值得深思的是这位皇帝如此而为的出发点并不是仅出于怜悯之心。孝文帝认为,连坐刑律的存在时皇帝和官吏为自己的无能和渎职所做的粉饰,这种法律不但不是维稳的利器,相反正是不稳定的根源。“朕闻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鉴古思今,不知道现在的当政者读到孝文帝这句话会不会羞愧至死。联系春节前某影帝前往信访总局视察工作,接见访民作秀之事,不禁怒从中来。为政者明知信访制度是制造社会悲剧的黑洞,不但不废除,反而鼓励,无异于坑杀平民。这种罪过,应该也是要上史书的。

学校的历史书上只提到缇萦救父的故事,说孝文帝废除了酷刑,但未提孝文帝还废除了钳制人民言论的刑律。自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以来,中国古代就没有什么言论自由。孝文帝认为,无言论自由,当权者就不能知道自己的过失,也无法寻得治理国家的人才。对此,孝文帝给出的解决方法是——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用现代宪政话语解释,就是言论自由,不得以言治罪。想想现在还被监禁的一位义士,某些当政者真该羞愧至死了。

前日年后首日上班,接到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看了那个数字,不得心惊。辛辛苦苦干一年,竟然被政府拿走了如此之多的收入。而今读孝文帝本纪,才知道什么是体恤民力。文帝在减税减负方面力度很大,而且身体力行,后宫穿的衣服不了不能拖地,为的是节省。匈奴犯边,也仅驱逐而已,并不像他的孙子汉武帝那样深入大漠追击,为的是减少人民徭役负担,不好大喜功。

孝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死期将至,坦然接受,而且还仍遗照自责,嘱咐丧事从简,不搞国丧,不禁婚庆嫁娶。真可谓赤条条来,赤条条去。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於今。呜呼,岂不仁哉!

PS:按照古代皇帝谥号规矩,现在的当政者追谥个“厉”字似乎比较贴切。

史记·孝文帝本纪第十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陈军,定代地,立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诸吕吕产等欲为乱,以危刘氏,大臣共诛之,谋召立代王,事在吕后语中。

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张武等议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进曰:“群臣之议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桀并起,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然卒践天子之位者,刘氏也,天下绝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盘石之宗也,天下服其︹,二矣。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夫以吕太后之严,立诸吕为三王,擅权专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左袒,为刘氏,叛诸吕,卒以灭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方今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报太后计之,犹与未定。卜之龟,卦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谓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见绛侯,绛侯等具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还报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谓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参乘,张武等六人乘传诣长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

昌至渭桥,丞相以下皆迎。宋昌还报。代王驰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拜。太尉勃进曰:“愿请间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玺符。代王谢曰:“至代邸而议之。”遂驰入代邸。群臣从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当奉宗庙。臣谨请阴安侯列侯顷王后与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议曰:‘大王高帝长子,宜为高帝嗣。’愿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庙,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称宗庙。愿请楚王计宜者,寡人不敢当。”群臣皆伏固请。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计之,大王奉高帝宗庙最宜称,虽天下诸侯万民以为宜。臣等为宗庙社稷计,不敢忽。愿大王幸听臣等。臣谨奉天子玺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辞。”遂即天子位。

群臣以礼次侍。乃使太仆婴与东牟侯兴居清宫,奉天子法驾,迎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还坐前殿。於是夜下诏书曰:“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五日。”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泽为燕王。

辛亥,皇帝即阼,谒高庙。右丞相平徙为左丞相,太尉勃为右丞相,大将军灌婴为太尉。诸吕所夺齐楚故地,皆复与之。

壬子,遣车骑将军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吕产自置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擅矫遣灌将军婴将兵击齐,欲代刘氏,婴留荥阳弗击,与诸侯合谋以诛吕氏。吕产欲为不善,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谋夺吕产等军。朱虚侯刘章首先捕吕产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节承诏入北军。典客刘揭身夺赵王吕禄印。益封太尉勃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陈平、灌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虚侯刘章、襄平侯通、东牟侯刘兴居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

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上曰:“朕闻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庙。请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兼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於国家之大体。吴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岂为不豫哉!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於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请曰:“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馀岁,古之有天下者莫长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高帝亲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诸侯,为帝者太祖。诸侯王及列侯始受国者皆亦为其国祖。子孙继嗣,世世弗绝,天下之大义也,故高帝设之以抚海内。今释宜建而更选於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议不宜。子某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上乃许之。因赐天下民当代父後者爵各一级。封将军薄昭为轵侯。

三月,有司请立皇后。薄太后曰:“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为皇后。”皇后姓窦氏。上为立后故,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上从代来,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抚诸侯四夷皆洽,乃循从代来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诛诸吕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劝朕,朕以得保奉宗庙。已尊昌为卫将军,其封昌为壮武侯。诸从朕六人,官皆至九卿。”

上曰:“列侯从高帝入蜀、汉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户,故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定等十人四百户。封淮南王舅父赵兼为周阳侯,齐王舅父驷钧为清郭侯。”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为樊侯。

人或说右丞相曰:“君本诛诸吕,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赏,处尊位,祸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谢病免罢,左丞相平专为丞相。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复以绛侯勃为丞相。上曰:“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馀,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欣,靡有遗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上曰:“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以诫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见于天,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モ以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饬其任职,务省繇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德,故忄间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而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馀皆以给传置。”

正月,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

三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上曰:“赵幽王幽死,朕甚怜之,已立其长子遂为赵王。遂弟辟︹及齐悼惠王子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有功,可王。”乃立赵幽王少子辟︹为河间王,以齐剧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立东牟侯为济北王,皇子武为代王,子参为太原王,子揖为梁王。

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後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九月,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诏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绛侯勃免丞相就国,以太尉颍阴侯婴为丞相。罢太尉官,属丞相。四月,城阳王章薨。淮南王长与从者魏敬杀辟阳侯审食其。

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为寇。帝初幸甘泉。六月,帝曰:“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毋使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厚。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来近塞,捕杀吏卒,驱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轹边吏,入盗,甚敖无道,非约也。其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遣丞相颍阴侯灌婴击匈奴。”匈奴去,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

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举功行赏,诸民里赐牛酒。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留游太原十馀日。

济北王兴居闻帝之代,欲往击胡,乃反,发兵欲袭荥阳。於是诏罢丞相兵,遣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将十万往击之。祁侯贺为将军,军荥阳。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长安。乃诏有司曰:“济北王背德反上,诖误吏民,为大逆。济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地邑降者,皆赦之,复官爵。与王兴居去来,亦赦之。”八月,破济北军,虏其王。赦济北诸吏民与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毋度,出入拟於天子,擅为法令,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遣人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欲以危宗庙社稷。群臣议,皆曰“长当弃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废勿王。群臣请处王蜀严道、邛都,帝许之。长未到处所,行病死,上怜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长谥为厉王,立其子三人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

十三年夏,上曰:“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礻必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

五月,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徙系长安。太仓公无男,有女五人。太仓公将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缇萦自伤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乃下诏曰:“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上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异,其於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冉阝塞,杀北地都尉。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帝亲自劳军,勒兵申教令,赐军吏卒。帝欲自将击匈奴,群臣谏,皆不听。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於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赤为内史,栾布为将军,击匈奴。匈奴遁走。

春,上曰:“朕获执牺牲币以事上帝宗庙,十四年于今,历日绵长,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其广增诸祀单场币。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右贤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极也。今吾闻祠官祝,皆归福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

是时北平侯张苍为丞相,方明律历。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与丞相议。丞相推以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为其言非是,请罢之。

十五年,黄龙见成纪,天子乃复召鲁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於民,岁以有年。朕亲郊祀上帝诸神。礼官议,毋讳以劳朕。”有司礼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亲礼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见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礼焉。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因说上设立渭阳五庙。欲出周鼎,当有玉英见。

十六年,上亲郊见渭阳五帝庙,亦以夏答礼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寿”。於是天子始更为元年,令天下大。其岁,新垣平事觉,夷三族。

後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吾内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怛惕不安,未尝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轶於道,以谕朕意於单于。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亲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已定,始于今年。”

後六年冬,匈奴三万人入上郡,三万人入云中。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军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军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居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居霸上;祝兹侯军棘门:以备胡。数月,胡人去,亦罢。

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诸侯毋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狗马,损郎吏员,发仓庾以振贫民,民得卖爵。

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纟弟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南越王尉佗自立为武帝,然上召贵尉佗兄弟,以德报之,佗遂去帝称臣。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就赐几杖。群臣如袁盎等称说虽切,常假借用之。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於礼义。

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宫。遗诏曰:“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馀年矣。赖天地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维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带无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宫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声,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令中尉亚夫为车骑将军,属国悍为将屯将军,郎中令武为复土将军,发近县见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藏郭穿复土属将军武。

乙巳,群臣皆顿首上尊号曰孝文皇帝。

太子即位于高庙。丁未,袭号曰皇帝。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诏御史:“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闻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庙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庙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识。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庙乐不称。朕甚惧焉。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于万世,永永无穷,朕甚嘉之。其与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礼官具为礼仪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谨议: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岁献祖宗之庙。请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於今。呜呼,岂不仁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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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悦读MOOK》第20卷。

今年,尹宣先生的翻译遗作《联邦论》(旧译《联邦党人文集》)面世。这本书必定不会是今年法学类书籍中销量最好的一本,但却应当是最为重要的一本。

为何经典

《联邦论》一书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它是我们研究美国宪政不可不读的一本书。它既是对美国宪法最权威的解释,也是二百年来美国政治发展的理论源泉。

为避免外界干扰,美国制宪会议全程秘密进行,因此在批准宪法时,各邦民众看到的是一个内容无比简约的成品宪法,对其中细节及原则并不明晰。制宪会议之后,十三邦中许多人民,包括部分重要的制宪会议代表在内,对宪法仍有抵触之意,宪法的批准成了一大难题。

在马萨诸塞,制宪会议重要代表乔治·梅森因宪法中没有包含权利法案条款而号召本邦人民反对批准宪法。但马萨诸塞还不算坏,最终还是通过妥协的方法批准了宪法。纽约邦的局势就复杂了。制宪会议时,纽约邦的三个代表中有两个反对成立联邦,抵制制宪会议,中途就返回纽约了,只剩下汉密尔顿一人出席。根据纽约邦的授权规定,汉密尔顿一人不能代表纽约投票,因此汉密尔顿作为制宪会议代表一直被晾在一边。制宪会议后,纽约邦反对宪法力量占上风,但其中的纽约市则是支持宪法力量领先,支持者甚至威胁若邦不批准,纽约市就脱离纽约邦成立独立一邦加入合众国。

在此紧要关头,汉密尔顿联合麦迪逊和杰伊共同撰写系列文章,阐述联邦宪法精神,宣扬联邦主义政治理论,加深了美国民众对联邦宪法的理解,有力推动了各邦对宪法的批准进度,同时也在纽约邦凝聚了共识,避免了分裂。由于该书的三位作者都是美国开国先贤,参与了美国独立、制宪及建国的过程,所以该书对美国宪法原始含义的解释具有权威地位。如托马斯·杰斐逊所言,《联邦论》是“对政府原则最优秀的阐述”。

美国建国之后,其宪政制度的发展主要围绕两大问题展开:其一,联邦权力和地方各邦权力的界限问题;其二,政府权力和人民权利的界限问题。制宪之时,地方各邦的政治地位及经济实力高于联邦。在之后的两百多年中,联邦权力逐步扩大,地方邦的权力相应缩小。在联邦政府逐步壮大的过程中,《联邦论》贡献良多,它所阐述的联邦主义政府原则,正是联邦扩权的理论源泉和司法判决的法理基础。

在1819年的马卡洛案中,最高法院判决联邦政府有权设立合众国银行,各邦政府不得干涉。在判决中,首席大法官认为:“联邦政府虽在其权力方面受到限制,但在其行动范围以内却是至高无上的。”马歇尔是一个坚定的联邦主义者,他的这一论述在《联邦论》第四十篇可以找到渊源。在该篇解释宪法中的“必要和适当权力”含义的论述中,麦迪逊写道:“……毫无疑问,实施各项一般权力时,所需的所有具体权力,通过不可避免的推断,全部归于政府……既有需要实现的目的,就要有得到授权的手段;无论如何,一旦为做一件事而授权一项权力,就包含着做这件事所需要的所有具体权力。”在后来的大萧条中,罗斯福正是借助这些理论,前所未有的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权力范围。

新译特色

较之商务印书馆的旧译本《联邦党人文集》,《联邦论》在文字风格上改变很大。尹宣先生在序言中特别说明,由于“三位作者都是文人,都注重英文的结构美和音韵美”,因此翻译时不能接近口语,要防止“质胜文”。为了使译著达到原文所具有的文字韵律,尹宣先生甚至聘请学生定时朗诵《古文观止》和《红楼梦》,就是为了“寻找并使自己处身于汉语的音乐感之中”。

读新译《联邦论》中的文章,确实感觉没了旧译《联邦党人文集》那种“质胜文”的复杂长句所带来的阅读困难,字里行间气势恢宏,每篇文章都像一篇精心准备的演讲稿。例如第十五篇《联邦已临近全面崩溃》一文。汉密尔顿在论及美国面临的“丧权辱国”局面时,一口气抛出九个严厉的质问,紧接着连用七个“可是”引出孱弱联邦所面临的屈辱,让人读了如醍醐灌顶。这种风格很符合很有煽动性,很符合论战文章的特性。

除文字风格的变化之外,尹宣先生还基于对相关概念历史语境的探究,重构了原著的“汉语译名(概念)体系”。

首要的变化体现在书名上。《联邦党人文集》这一译名流传甚久,已近约定俗成,但尹宣先生认为,该译名与历史事实有所偏差。在《联邦论》发表之时,政党政治尚被美国开国者们视为不道德行为(《联邦论》第十篇就组中谈了未来共和国如何才能“控制党派活动猖獗”的问题),因此当时并无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也就没“联邦党”一说,更没有“联邦党人”这一政治身份。联邦党人这一党派身份,还要等到几年后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等人在政治上决裂,成立民主共和党与联邦党人分庭抗礼之后方才出现。在写作之时,汉密尔顿、杰斐逊和杰伊等人不过都是支持联邦主义政治理论的“联邦主义者”而已。三人连续发文展开公共辩论,目的是为了呼吁纽约人民批准《联邦宪法》,而非为了阐述政党政治纲领。所以,该书译为《联邦论》更为精确。

除书名之外,另一被重构的译名是state一词。新译本中,尹宣先生将state重译为“邦”,盖因美国各邦本身皆具有一定主权,亦即邦权,这与一般中央集权国家重地方州政府的地位是不同的,所以不宜称之为“州”。

如前所言,因为《联邦论》一书的重要地位和商务印书馆译本的深远影响,书中相关概念的译名无论是在学界内部还是在公共领域均已约定俗成,以后若想加以改变恐难实现。但是,尹宣先生在《联邦论》中坚持使用新的译法并予以解释,仍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绝非是为了标新立异。

2003年,尹宣先生还曾翻译了麦迪逊的《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一书。《辩论》一书是美国制宪会议最原始的档案材料,也是研究美国宪法和宪政制度的一部经典著作。所以,当年尹宣先生的译本一出版即引来国内学界赞扬(易中天先生读后拍手叫好,但认为太专业,不宜传播,因此以轻松调侃的风格重述了该书,以《费城风云》为名出版)。数年后,尹宣先生又倾尽晚年精力翻译了《联邦论》。作为一位研究英语文学的学者,尹宣先生的这两部译著对法学研究领域的贡献难以估量。《联邦论》书稿完成不久,尹宣先生心脏病突发,病逝于武汉。为了翻译《联邦论》,老先生实在太过劳累。在这样一个浮躁的年代,尹宣先生此等治学精神,当为学界模范。《辩论》和《联邦论》两书,也必将泽被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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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Call# 1870年到1900年三十年间,美国酒吧从10万家增长到30万家。达科他州的Leadville只有20000居民,但却有200家酒吧。这些统计数据中的数字仅仅包括拥有合法执照的酒吧,不包括无照经营的酒吧。如果算上无照的,这一数字要增加2/3。

#Last Call# 美国酒吧行业发达,除了美国人好酒外,还与工业化后的新的社会生活方式有关。男人们在一天的高强度劳动之后,酒精是最能让他们放松自己,忘记生活辛苦的东西。另外,酒吧在信息闭塞年代,还是社区信息聚集及散布的中心。

#Last Call# 酿酒和酒吧行业的发达也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酿酒商开始资助酒吧,为酒吧经营者提供贷款,负责酒吧设计装修。如果酒吧与酿酒商签订专营单一品牌的合同,则资助力度会更大。这种商业模式大大降低了进入酒吧行业的门槛。同时,也促使酿酒商的纵向兼并经营,产生了Busch这样的行业大鳄。

#Last Call# Adolphus Busch是德国移民,也是一位商业天才,他看出了酿酒行业纵向兼并的趋势,开始大范围扩张自己的产业范围。1901年,Busch旗下一个品牌的啤酒产量已经超过100万桶。Busch还将啤酒生产商联合起来,成立反禁酒的游说组织,将反禁酒看做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

#Last Call# Busch的反禁酒组织通过忽略报社编辑,操纵舆论,影响选举等方式来达到反禁酒的目的,并在许多地方取得成功。Busch之后,美国啤酒酿造商还和烈酒酿造商摒弃前嫌,联合起来,共同应对禁酒运动。

#Last Call# 这边厢,禁酒运动组织WCTU则趋于没落。Willard将战线拉得过长,虽取得一时轰动,但却难以持久。Willard死后,WCTU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膜拜Willard问题上,这给其后任领导者留下难以逾越的阴影。俄亥俄的Howard Russel此时成立Anti-Saloon League,改变了斗争策略。

#Last Call# Russel的策略很简单,收缩战线,将组织目标限定于禁酒,其他政治话题一概不涉及。Russel这种集中火力的策略是很明显的,它既增加了影响力度,也在操作中更加灵活。ASL在政治游说中既可以是民主党,也可以使共和党,党派不重要,他们只关注候选人是否支持禁酒这一单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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