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度:

按：平日基本不转载文章，但看了秦晓先生这篇文章，十分想和诸位分享。作为一位企业家，秦晓先生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具有深刻的洞察，其近些年来发起的关于“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十分有意义，值得每个人仔细思考。同时，作为一位体制内的高官，秦晓先生能将这些问题公开提出来，更是难能可贵。

“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亲爱的清华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班的同学们：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大约一个月前，钱颖一院长邀请我时，我当时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我确有一些思考和体验想和同学们交流；另一方面，我缺少和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的年轻一代沟通思想的经验，不知道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否能为你们理解和认同。尽管如此，我还是鼓起勇气来了。

我算是共和国同龄人的一代，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在这6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一个长期在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工作的管理者，我的关注点从企业管理、宏观经济逐步扩展到社会问题及相关的制度和价值。在思想认识上我也走过了信仰—困惑—独立思考—不断寻求真理的路径。

我想先从大学的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的使命谈起。关于大学的功能，在欧美曾经历了精英教育 ─ 专业人才培养 ─ 通识教育这样一个复归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出人们对大学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使命的再认识。简而言之，大学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的场所，它还是文明传承和发扬的载体；大学学生进入社会后不仅要成为一个有专业知识、有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士，同时要有对普世价值担当的意识和公共关怀的责任。

公共关怀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他们要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抵制世俗和权力的诱惑，秉承普世价值，在公共领域中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建立起道德、精神和文化的价值支柱。

精神价值的缺失和重建在当代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问题的表现是不同的。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发端于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人对神的“叛逃”和“祛魅”。在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以后，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保护个人的权利，实现个人的自由。在此以后的几百年中，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力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基础。当代“普世价值”就是“启蒙价值”经过人们几百年的认识和实践演化而成的。

中国现代性转向起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百年的进步是伟大的，但到今天，这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腐败滋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担忧。面对这样的现象和问题，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

“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从一开始的“特殊论”正在走向“取代论”。“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我们把以“启蒙价值”为源头的现代社会价值和制度安排视为普世性的。虽然不同的国家具有各自的文化、历史特征，但这种差异不是对普世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架构的颠覆和拒绝。从实现路径上讲，由于初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后发国家不可能重复先驱国家走过的路，只能另辟蹊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的指向与现代性社会目标的偏离或背离。在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的命题应该是“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这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学术界的这场交锋或许还没有引起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年青一代应有的关注。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未来的社会精英绕不开而且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它关乎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我在这里提出三个与经济和管理相关的问题。

1.政府职能：发展主义政府还是服务型政府

中国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己发育到一定阶段后，是应该继续坚持强力政府，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和要素价格，还是应该从“替代市场”转向“干预市场”，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的政府。前者被称为“发展主义政府”，它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会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从长期来看它会造成权力与资本结合並导致腐败、扭曲市场价格体系造成资源错配、抑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社会的不公。这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己充分显现。

2.国有资本：政府化还是社会化

国有企业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遗产。在“发展主义政府”的指导思想下，政府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对经济资源，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这正是当前关于“收入分配不均”、“国进民退”争议的背景。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The Wealth of Nations(国民的财富) 而不是The Wealth of Governments(政府的财富)。发达国家经过资本社会化将原来少数寡头控制的经济资源分散到中产阶级和广大民众，使他们有了资产性收入，从而稳定了社会。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有序地、公平地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政府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

3.城镇化：土地经营还是人的发展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目前中国城镇化率达46%，这一进程至少还会持续10年。

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并行的，也是解决城乡差别的必然选择。尽管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但相关的观念、制度、政策却明显滞后。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城镇化伴生了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和开发商获取暴利的现象。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于政府主导经济的理念和模式上。土地的获取是政府的“征购”行为而不是市场的交易，农民由此得到的“补偿”并不是真实的市场价格。在土地征购、转让和建筑、销售环节中，政府的收益主要不是用来向农民转移支付、为城市低收入群体建造廉租房。虽然城市更现代化了，但农民和城市居民却未能从中得到应有的利益。

以上三个问题都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它们在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但是在深层次上都是是否认同“普世价值”的问题。“普世价值”告诉我们，政府是服务于人民的，资产是属于社会大众的，城镇化是为了人的幸福的。而“中国模式论”鼓吹的却正好相反：人民要服从于政府、政府要控制资产、百姓的利益要让位于地方建设。

“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时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对此，公共知识分子不应沉默，要用自己的良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清华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明年将迎来百年华诞。一百年来，清华和从这里走出的学子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做出了非凡贡献。我们的共和国已走过了两个三十年，未来的第三个三十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现代性社会构建极为重要的关键时期。我期待，同时我也充分相信，今天在座的新一代清华学子一定能秉承普世价值，担当起开创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历史重任。

谢谢大家。

（此文为作者作为演讲嘉宾在2010年7月19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热度:

前些天有朋友谈到山西疫苗问题，并引用了王佩的诗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历史书太薄

不足以记下每一个畜生的名字

历史书又太厚

每页都是重复

后来有朋友认为要“乐观，成为‘坚定的温和者’，会让我们的未来更有希望。一个社会里这么多人生活在一起，总要有共识。”并引用北大教授何怀宏的话：

“极端的声音是比“沉默的大多数”更能引人注意，但应该有一些坚定的温和者，他们该成为中坚力量——对人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对个人行为有坚定的原则并坚守底线：不伤害无辜者，不污辱哪怕有罪的人。他们最优秀的德性大概是坚韧，而坚韧也许是今天最值得推崇的一种品质。他们也有激情，但这种激情更多地表现为长期沉潜的功夫，而不是一时的兴奋和张扬。温和常会让人觉得不过瘾，但许多事最后往往是坚定的温和者取胜。”

我反对过激的观点，也认同温和，但后来想想，“温和”这个词使用的范围是不是有些太广泛了，似乎有不对劲的地方。前些天看到一句话后，让我有醒悟的感觉：

几千年来中国人只关注权力在谁的手中，而不关心权力如何行使。

结合“温和”的问题想了想，诚哉斯言！

身份决定态度

对于权力在谁的手中这个问题，的确应该温和，或者说坚持改良路线更为准确。因为理性告诉我们，无论谁把持公器，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权力的本质就是暴力。法国大革命用鲜血告诉后人，暴力革命最不可取，因为只有一个更坏的坏蛋才能打倒现在的坏蛋。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温和者并非常是最后的胜利者，历史中的权力易手斗争中绝大部分是暴力为王。近代以来民主国家选择温和者而非激进者不是因为温和者是常胜将军，而是因为温和者危害性小，让他们行使公权力更不容易为非作歹，对整个社会也是最有利。美国独立战争打完后其实还是老一套，唯一的区别就是赶走了只讲暴力的英国国王，换了个温和的、公民可以约束的、危害性更小的政府，温和的保守力量取得最终的胜利，美国民众也赢得最终的胜利。

虽然如此，我仍对温和仍持保留意见。有些时候，虽然痛苦，但暴力在所难免。譬如上次所说的南北战争。后世多称最高法院的判决毁掉了妥协，引爆了战争。但若客观分析，其实战争在所难免，斯科特案的一纸判决只不过充当了导火索罢了。温和是一剂良药，但并非万能药，当它失灵时，也是社会上演悲剧之时。人性的缺陷，似乎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这一悲剧的上演

既然无法从根本上铲除权力的暴力本质，那么人们就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权力如何行使这个问题，通过对权力行使方式的规范，将暴力驯服，使这一人类“豢养”起来的保卫自身的工具不至于反噬主人。当问题落脚于如何驯服权力之时，则应该转换态度——温和不足取。此时，各方的关系和“权力在谁的手中”这个问题中各方身份关系是不一样的。后者是平等的群雄逐鹿问题，各方都是平等的权力追逐者，思考这个问题时观察者赋予自己的身份也是一个权力场中厮杀之人；而前者则是公民私权利和国家公权力的对抗，二者之间是身份不平等，力量也不对等的关系，好比是主人和猎狗之间的关系，主人不能驯服猎狗，猎狗就反噬主人。对于权力角逐者而言，最好的游戏规则就是改良，否则就只能刀剑说话来个你死我活；而对于私权利和公权力而言，私权利对公权力的让步，公权力就会侵蚀私权利。

德国伟大的民法学家耶林曾有一篇著名的演讲——《为权利而斗争》。在这位法学家眼中，公民私权利是要通过斗争来获取，来维护的。在20世纪，台湾民法学泰斗王泽鉴先生在其大陆版的民法丛书中也以耶林先生这篇演讲的名字作为自己书的序言。当然，耶林先生和王泽鉴先生都不是激进的革命者，而是十分温文儒雅的学者。这也点名了另外一个问题，亦即部分人在思维中常常将“激进”当作帽子使用，动辄就扣到他人头上，一扣就能把对方划到“危险分子”之列，其言论到底如何也就不用深入分析了。像耶林这样的大学者，整天喊着“为权利而斗争”，他要是生在当代中国社会，很容易就被划到上访户这样一类刁民群体之中被整治。

湖北邓玉娇案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在面临两位政府小官员（官虽小，但他们也以官员的身份而持有并行使着国家暴力，若官位更大，则暴力更甚）的侮辱时，柔弱的邓玉娇选择了反抗，用武器保护自己。我们假设，若当时邓玉娇选择温和不放抗，那等待她的结局就是被蹂躏侮辱。再进一步说，如果邓玉娇反抗了，刺死了要侮辱她的官员，但在后续面对的刑事诉讼中不反抗，也没有记者，律师，网民为其奔走呼号，将此案中公权力的暴虐曝光于社会，那么等待邓玉娇的应该是残酷的死刑判决，而非后来的免除刑事处罚。那两位意图不轨的官员是不会接受邓玉娇的尊重的，那些开始欲致邓玉娇于死刑的国家公权力，也是不会接受邓玉娇的尊重的——他们只尊重能够制衡他们权力的权力——由公民对私权利的主张而形成的权力。

最近看了一篇名叫《宽容之乱弹》的博客文章，对宽容这一问题有着十分精妙的论述，也完全可以用来谈“温和”。作者野火在文中这样说道：

……宽容、和解也许在将来还是一个可行的选项，而在现阶段则根本没有奢谈的前提条件或可能性。为什么现在没有呢？因为现在在双方的政治力量对比上丝毫不成其为比例。一群居高临下的狼群在面对“一小撮”瑟瑟发抖的羊群时，羊只提出和解何以可能？是要羊只宽容狼犬，还是让狼犬宽容羊只？这是一个不能逃避前提条件或者说无法预设语境的话题……

谈温和会显得很高尚，因为其一开口就能占据道德的至高点，幻化成神一样的身份，但这个神的身份却不能解决弱女子邓玉娇的问题，也不能解决山西疫苗事件中那些受害的孩子和家庭的悲剧。如野火所言，只能流于纸上空谈。

在山西疫苗事件中，那些失去了孩子们的家长行动不能不说温和。在我来看，到卫生部门寻个说法，像无数受了冤屈上访的普通公民一样，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温和的维权方式了。人都说中国百姓能忍，这些家长就是典型。美国电影《爱国者》中，梅尔·吉布森演的温和的父亲本无意参加反抗英国的独立战争，但当他的一个儿子被英军杀死后，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去闹革命和英国人拼杀了。回过来再想想那位因为毒疫苗和毒奶粉连续失去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实在太温和了。

当然，为权利而斗争也是有成本和风险的，外界在评价之时必须考虑到当事人的人身安全和基本利益。譬如在邓玉娇案中，鉴于当时的情况，免除刑事处罚已是最为有利的结果，若再争取无罪判决反而对当事人邓玉娇不利。所以，她的律师考虑现实情况适可而止是正确的选择。如果到目前为止仍只是王克勤在调查，社会各界不积极关注的话，我估计那些维权的家长真的要被那些作恶者行凶报复。事情一旦启动，对这些当事人最好的保护就是通过各界的深入介入，把这些当事人置于“阳光”的保护之下。

由于国人多关注权力在谁的手中，所以在考虑问题时往往换位思考，将自己推到掌握权力者的位置之上，用新的身份思考问题。这样思考下来的结果往往是仅关注如何保护权力，而非保护权利。

每个人的身份是复杂的，但也是清晰的。在一个政治社会中，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公民身份，不拥有或行使公权力。作为公民，其本职是主张自己的权利，并尽力借助公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私权利。在一个社会中，每个公民个体的权利都是多元化的，不同人的权利之间也都存在冲突，也有很多人的权利要求是不合理的，甚至是非法的。到最后，这些权利主张需要调节，去处不合理和非法的，调节过分的，最终实现社会资源的分配。

但这个调节分配过程不是某个人或某群人完成的，也不是执政者完成的，它是在不同权利主张的对抗中完成的。这类似于市场经济，供给和需求会形成价格，价格进而配置资源，决定生产。无主张就没有需求，就不能形成价格信号，自然也不会有权利资源供给。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学者、芬诺奖获得者道格拉斯在《美国国会行动的逻辑》的理论，操持国家公权力的国会议员们在投票时的决定性因素是如何投票能够帮助其取得连任——继续自己的政治生命。如果选民对某一议案中所涉及的问题不敏感，不表达自己的意愿，不主张自己的权利，那这部分沉默的选民就会被议员所忽略。

最近也遇到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个同学的亲戚在外地跑运输打工，前不久出了交通事故，一个当地人骑摩托车从侧面开来，撞到他的卡车门上，不幸身亡。同学的这位亲戚没有违反交通规则，是那位骑摩托车的人撞上来的，事故责任显然在死者一方。但这位卡车驾驶员还是被扣了车，人也被拘留了。事发后同学向我求救，我依据他说的情况判断问题不大，最多承担一些公平责任，由保险公司赔偿了事，告知他亲戚不要随意承认错误或签署书面赔偿文件。但刚刚接到消息，同学这位亲戚彻底忘记了我的建议，认了错，保险公司赔12万，自己再赔12万，所有手续都履行好了，但人还是被关着。同学又向我来求救，我知道，他在被拘留的情况下无法做出明确的判断，就目前情况看，明显被当地人给坑了。我只能建议同学让其亲戚花钱去找律师求助了。但这位同学说他亲戚还很忧虑，认为找了也搞不过人家当地人。听了这种未战先气馁的话，我只能很严肃的说：如果你自己都不争取自己的权利，你的对手、那些正在坑你的对手会为你争取权利吗？

举轻以明重。普通私权利之间的博弈尚且激烈如斯，私权利和公权力之间自然更甚。这也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温和安静的孩子就只有挨饿了。

所以，不要以为执政者会整天通盘考虑整个社会的利益，考虑维护每个公民的利益。即使它们考虑，也要看到个体的利益主张，否则他们肯定选择忽视。更可能的情况是，公权力会掠夺走这部分沉默者的权利。而作为公民，去代替公权力去思考这些问题更是没有意义，到最后还是沦为权力到底在谁手中的问题——至少在转换身份、换位思考的那一刻，思考者在大脑中完成了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梦想。

身份决定资源

承接前面的思考，其实即使允许换位思考，但在现实情况下，绝大部分公民也根本不具备这种换位思考的可能和条件。特别是在中国，对于那些遭受公权力侵害的普通民众而言，上访讨说法已经是他们所能采取的最为激进的权利表达和维护方式了。他们没能力到全国人大慷慨陈词（实际上几乎所有人都不能），他们没有能力到街头演讲，他们没有能力去抗议，如果还不让上访，不让说，那他们就只能被忽略了，或者像唐福珍那样，以死亡做最后的抗争。我不赞成唐福珍采用自焚自重牺牲的方式维护权利，更不鼓励他人效仿，但事情已经发生，我也不能责难唐福珍。对社会而言，每个人都从唐福珍的自焚抗争中受益。所以，将来的人在被拆迁时的所受到的遭遇如果有改善，就应该想到自己所取得的权利之中，含着唐福珍的鲜血。

自孙志刚事件以来，中国每一个恶法的废除，都伴随着一个或数个生命的消失，这些人——或主动，或被动——用自己的鲜血冲溃了恶法的堤坝，让公民的私权利得以流淌如江河之水。如果说孙志刚、唐福珍这样流血牺牲者是非温和者的话，那么上书呼吁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三位法学博士，上书呼吁审查拆迁条例的法学教授们就是绝对的温和者了。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分析清楚了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并通过适当的渠道公布于众。更重要的是，在他们上书之后，事情都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但是，我们能够说，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拆迁条例的审查都是那几位法律界人士的功劳吗？非也，没有孙志刚，那三位法学博士的上书根本就没有人理会；没有唐福珍，即使是和当今李副总理是大学同班同学的姜明安教授也没有办法去触动罪恶的拆迁制度一根毫毛。于这些法律界人士而言，牛顿那句谦虚的名言再合适不过了，他们只不过是“站在孙志刚、唐福珍的尸体之上罢了”。

这里不是否定或抹杀几位法律界人士的能力和贡献。他们做得都很好，而且即使有了广泛的舆论支持，他们这种行为仍是含有一定个人风险的（前几日北大法学院几个带有公益性质的研究机构就被撤销了，背后似乎和几个机构介入邓玉娇案及研究宪政问题有关联）。但客观来说，几位法律界人士只不过是做了自己份内之事。他们的身份是法律人，对社会上的法律问题和制度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是一个法律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收容遣送制度、拆迁制度之罪恶世人皆知，苦中国久矣，几位法律界人士在此问题上并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

最大的功劳不是几位法律人的。几位法律人长期温和且沉潜，但他们也不是最后的胜利者，而且，他们也不愿意拥有这个血淋淋的最后胜利者的身份。

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境况：当一人批评某一丑恶的社会现象时，另一人会说：“光说有什么用，有本事拿出具体方案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就不要说。”这是一种流行的态度，看似高深莫测看透一切，其实无比犬儒。根据这种看法，邓玉娇若是被强奸了，如果不能夺笔强奸，就只能叫床，不能叫救命。结合上面身份的问题，这里引出的一个新的问题：孙志刚和唐福珍这样的人能否像几位最终让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有了实质性解决的几位法律人一样温和的行事？

我的答案是悲观的。对于这个问题，我曾在《批评和行动》一文中有过思考。在现代社会，由于身份的分化，公民权利的表达和行动是分离而非统一的。同时，每个人身份的不同，也决定了其所能调动的资源的不同：身份差别越大，能调动的资源差距也越大。一个不识字的农民显然不能去在媒体撰文呼吁改革户籍制度，他所知道的就是看不起病，盖不起房子，地方官员太霸道等等，他们表达权利的方式不外乎传统的上访。一个公民可以批评一个问题，但却并不负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因为大多数时候解决问题需要公权力，而私人是不具备公权力的。公民能做的仅是表达，同时努力保证自己做一个良好的公民。解决问题的责任在于那些掌握权力的政府官员，在于那些研究政治法、法律制度的学者教授们。在普通公民身上强加上解决问题的责任，实质上是对公民自由表达权的剥夺，同时也是对公权力自身所担负的责任的推卸。否则，农民们不能在体察民情的总理面前抱怨收入低，因为他在抱怨的时候必须交给总理一份《某某农民关于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意见》之类的文件——即使这位农民大字不识一个（实际上还真是这样执行的，要不然新闻上总理一下乡慰问，老乡们都说生活好，即使是在大旱半年的呃西南山村。中国的农民都很聪明，知道不能抱怨——怨就要自己先有解决问题的制度构想。他们提不出制度构想，所以就不抱怨）。

身份决定态度，因为身份的背后是资源。

身份与暴力

意图强奸邓玉娇的那两位小官员以前从来没想到有人会反抗他们的暴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拥有公权力，拥有权力支撑的身份暴力；那位在两会上公然抢夺女记者录音笔的李书记从来没想过要道歉，因为他拥有更高的权力身份，也拥有更强大的身份暴力；那些在两会上“语不雷人不罢休”“提案不雷人不回家”的人大“代表”们为何敢于公然蔑视全国人民的智商，敢于公然剥夺人民最基本的权利——如上访判刑——那也是因为他们的公权力身份赋予了他们暴力，虽然这份暴力更多的是被更高层及得人操纵。

而作为一个旁观者，要求表达权利的人温和，或者要求批评者要有“建设性”，则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身份强加于那些表达者与批评者身上，推卸责任之余，也隐隐流露出一种智识上的自负与傲慢，将自己所反对的表达者和批评者视为毫无意义地胡言乱语者，抽掉了自我和他人平等对话的桥梁。这也是一种身份暴力。这种由所谓智识而衍生出来的身份暴力和因权力而衍生出来的身份暴力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对他人权利的一种压制和剥夺。

人的身份标签无法消除，但社会应该正确消除不同身份所带来的暴力，特别是由权力而衍生出来的身份暴力。积极正确自己的权利，为了权利而斗争，从而约束权力暴力；努力践行一个合格公民的美德，摆正自己的身份，消除自己的身份暴力。而摆正自己的身份，正视并理解他人的身份，也就是对他人最好的尊重。

图片源自蜂鸟论坛

后记

这篇文章开始写于疫苗事件沸沸扬扬之时，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修改完成。不到半月，疫苗事件已然平息，没了下文。那些孩子，那些家长，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剧场，悲剧车水马龙般不间断的上演，而且还有很多悲剧是以喜剧的形式表现。读了王佩的诗，我不时在想，要多厚的纸张能够书写完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的伤痛，给与多大的补偿能够让他们平静不愤怒。再想想2008年那场国殇，又有谁能超度暴死的几千名孩子的亡灵。

热度:

单位论坛上有人发所谓中国鹰派之首、空军上校戴旭的语录，转帖者颇为激动，似遇到神明一般。语录很多，但看了不到十句即已了然：所谓鹰派爱国者，不过欺世盗名误国害民之徒耳。

这些语录和宋晓军、王小东、黄纪苏等人的《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一样，颠来倒去不例外要仗剑行商，用军队去掠夺并保护经济利益；提振尚武精神，以“军事化思想”管理国家，解决国内政治腐败分配不公等等所有问题；对外则与西方文明对抗。《中国不高兴》这本书一出就被批得体无完肤，豆瓣上1星评价多大31%，估计若有负评价的话这本书肯定会高高在上。

但不可否认，这本书的粉丝很多，书中所宣扬的主义的信徒也很多。就像在我所在的这样一个单位，那些辛辛苦苦工作的青年人都对戴旭追捧得不得了。我看了下，戴旭的那个转帖有30个回帖，除却本人的一个外，有28个都是追捧的，另有一个则比较平和，没说立场，只是说看了我回帖中列的一些有关历史的书，表示没有看过，将来要看看。这个结果让我很诧异，我料到戴旭这种人会有一些粉丝，但没想到的是和我观点相近的却没有一个。那些粉丝的回帖中，部分ID十分勇敢，表示若战事一起必要参军上战场去云云，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感。我不解，这些戴旭粉丝们若真的有此雄心壮志，何不换一份更好的工作，生产更多的价值，在为国家繁荣昌盛做更大贡献之余，也可以改善下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却在这现代化的办公大楼里干着牛马一样的苦役。

这些人真的不把自己的生命，不把战火一起下他人的生命当回事吗？在战争恶魔之前，人命之贱确如黄土，因一战之后万骨皆化为黄土，甚至连名字都不会被留下。还是古人看得透，“一将功成万骨枯”，战争中哪来影视作品中那么多的英雄。一个生命上了战场，就成了战力统计上的一个数字而已，“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一个生命也就是电脑中两个比特的0和1而已。记不记得《战争与和平》中女主角娜塔莎的弟弟彼佳，一个热血小青年，向往在战场上成就一番英雄事业，在战争已经结束之时他给自己创造了一个称为英雄的机会，向一名敌人冲杀过去，但仅一个回合便被枪杀于马下，英雄之梦就此终结。可是爱人呢，亲人呢，朋友呢？

上周汤姆·汉克斯和斯皮尔伯格制作的战争片《血战太平洋》上映，第一集中的一个镜头让我久久难忘。一支美军在瓜岛上遭到日军夜袭，双方火力相差悬殊，日军的冲击犹如自杀。经过一夜血战，美军第二天开始清理堆满日军尸体的战场。两名美军医疗兵看到有一日军士兵还在挣扎，忙过去照看，不想这个日军士兵拼得最后一口气拉响了手雷，与前去“救治”他的两名医疗兵同归于尽，余下美军见此皆愕然。恰在此时，几名残存的日军从河边水草中冲出，做寻死一击，不用说立刻被消灭。一名残存的日军士兵想去拾起枪，被河对岸的美军远远地阻拦住了。美军士兵并未立即射杀这位日军士兵，而是远远的用子弹戏耍他。左打一枪，右打一枪，把这名日军困在河边。这名陷于绝望的日军双手捶胸，大吼大哭大叫，只求一死，但那些美军却只往他身上非要害处射击，存心折磨他以报复，另加取乐。后来，昨晚激战中杀敌最多的机枪手主人公实在看不下去了，神情木然地用手枪成全了那位日军士兵，结束了一场恶魔般的游戏。那位日军士兵漂浮在水中，脸上的表情充满悲伤，令人绝不能忘。

这就是战争，这就是战场，这就是士兵，这就是生命。

这是战争吗？这是战场吗？这是士兵吗？这是生命吗？不是，这只是影视作品而已，真实的战场比这些镜头残酷百倍，非人力所能再现。去年，在日本工作生活的业余学者俞天任在网上连载了他对日本海军的研究成果——《浩瀚大洋是赌场》。俞天任利用各种资料，以轻松的笔调描述了日本海军自建军，到成为世界第二大海军，再到灭亡的全过程，其中自然有写到《血战太平洋》剧中所提及的瓜岛之战。真实的瓜岛之战根本没有剧中这么“丰满”的士兵，数万日军被美军困于瓜岛的热带丛林之中，缺乏粮食补给，每次自杀式冲锋其实就是集合整个单位的粮食做成一些稀粥给身体上能行动者吃了，然后爬着去出击。瓜岛之战后，数万日军基本全被饿死，也有不少丧生于鳄鱼之口。

是的，这些日军都是侵略者，瓜岛上的许多日军还曾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但这些人也是生命，他们或主动，或被动，被爱国好战的军国主义思想所蛊惑，离家弃子投入杀戮的战场。当他手无寸铁之时，那些以射击他报复取乐的美军士兵们心中又何尝存有善与良知，与恶魔又有何异。这些日军士兵只是罪恶的工具，而非罪恶的源头，罪恶的源头正是那些成天鼓动国民以军队管理国家，以战争富强国家的军国主义者，如万恶不赦的懦弱小人东条英机（东条使得日本在战争中越陷越深，把无数日本人送上战场，把反对他的政敌、记者也都送到前线当炮灰杀掉，但他的几个儿子却都被留在了国内没上战场）。想想东条英机，就可以发现戴旭、宋晓军、黄纪苏之流之愚蠢与可恶。

《孙子兵法》开篇第一句即“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之所以为兵圣，并非是其好战有谋略，而是其懂得“兵者，凶器也”的道理。事关国家生死存亡战争，岂可如戴旭、宋晓军之黄口小儿整日介妄谈。笔者曾看过宋晓军一篇博客，谈的是2005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宋晓军在文章中侃侃而谈，似指挥百万大军运筹帷幄一般自得，殊不知他文章中满眼都是《国家反分裂法》，整整把这个无比重要的新法的名字都给搞错了。就这种粗心大意之徒，还妄言“大时代、大目标”和国家的“内忧外患”，徒增笑谈尔。此种人若是当国，整个国家焉能不重蹈日本军国主义的覆辙。其实，这帮整天鼓吹战争之徒的理念正是德国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的中国盗版。

回望人类历史，只见好用兵者人亡国灭，未见国运长久人民幸福者。或有武功盛极一时者，但总是昙花一现，而且越是强盛，灭亡也越是迅速。元帝国强盛时前无古人，至今亦后无来者，但忽忽不过百年即烟消云散，还几造灭族之祸。日军强盛时以一岛国之力横行亚洲，占据半个太平洋，然珍珠港之后不过三年余伏地乞降，立城下之盟。军事盛极一时，美国都曾感到不敌的苏联帝国亦在人民的反对声中一夜之间成为历史。剩下的美国一时无敌，两场战争下来亦是国力衰退，国民遭殃。古今中外好武逞强的大国都如此，中国能例外吗？

凡是在和平时期鼓励国民舎却身家性命去爱国的，必是恶魔。现今中国之危险，不在于国民贪财软弱，不在于社会腐化，不在于贫穷无知，而在于越来越多的打着民族主义大旗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这些人把所谓相对于其他国家民族的“中华民族尊严”置于人民的幸福生活之上，置于他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之上，置于人类的和平和发展之上，并为达此目的不惜刀兵相向。这些人骨子里还是帝王暴君思想，对外把其他国家民族压在脚下，对内把绝大部分国民置于奴役之中，这方才是他们的理想世界。远看乔治·奥威尔的《1984》，近看陈冠中的《盛世：中国2013》，即可明白这种危险并非虚言。

即使站在戴旭、宋晓军之流的立场之上，化身一位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武力独裁者，那么这位独裁若想是想目标，首先就应该动用他的独裁暴力把戴旭、宋晓军这群好战分子拉出去斩掉，否则这等聒噪之徒只能误国误民误君主大事。新生大国若想彻底成为大国，所要做的不是与全世界现有的大国为敌，而是应该远交近攻，有拉有打，逐步前进，犹如俾斯麦治下的德意志帝国一般，焉有戴旭、宋晓军之流到处与人为敌自陷于四方围攻的混蛋战略。德国俾斯麦被德国皇帝赶下台后改弦更张，德意志帝国就迅速走向了自我灭亡之路；日本在伊藤博文之后亦是如此。

中国现在这种好战的军国主义流毒只能使得目前尚贫穷无比、国力孱弱的中国自己给自己贴上与世界为敌的标签，沦为内贾德治下的伊朗，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金胖子治下的的朝鲜一样的下三滥国家之流。观二战后中国与印度历史，特别是冷战后的二十余年间，我始终认为印度的外交战略远比中国高明。半个多世纪中，作为一个次等大国，印度始终周游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冷战后又平衡与美俄之间，充分利用自己平衡木的角色，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寻取利益。哪似红色中国，先是与超级大国美国为首的联合国为敌，后与美苏同时为敌，后与苏联单独为敌，一部建国史就是一部与世界超级大国为敌的历史。这样的国家，焉能不贫穷落后。待得改革开放，好不容易把精力放到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幸福之上，取得些微成绩，历史的幽灵又沉渣泛起，再次甚嚣尘上，甚至在高级将领中出现一些为了面子，愿意西安以东的中国全被核武器毁灭的混蛋高级将领，真乃国家之不幸，人类之不幸。

人类的历史即是一部冲突史，为的是名，为的是利，但冲突的结果却是名利皆为冲突所耗尽。顺着历史的箭头，可以发现人类的冲突趋于有序，有序反过来又消弭冲突。原先的血亲复仇被国家刑法所替代，原先的国家战争被协商和谈判所替代，冲突减少，人类的名和利相应增多。所以，武者终极之道乃是止戈，乃是息争求和。操戈卖弄着不过逆天之渣滓矣。

热度:

【读品】今天在季风书园漕溪路店举办了“另一半的世界：都市贫民的生活现实”的读书讨论会，谈的书是美国城市发展问题专家迈克·戴维斯的《布满贫民窟的星球》，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吕新雨教授和纽约州立大学的郦菁博士作主讲人。此次研讨会也是【读品】举办的三农问题研讨会的一部分。

 主持人鸣之

吕新雨教授所讲的观点同上次文贯中教授所讲的观点相差很大，可以说是相反的。个人对吕教授的观点大多不能认同。城市化的问题很多，贫民窟也是许多国家城市中令各界都十分头痛的难题。但我认为，无论城市生活、乡村生活孰优孰劣，无论城市化问题、贫民窟问题多么复杂，归根结底，摆在发展面前的终极问题是许多贫苦的人需要提高生活水平，或曰满足获得更好的生活方式的欲望。这种欲望的满足，需要更多的物质财富的支持，也就需要提高生产率和社会产出的总量。城市的出现，或曰城市化，正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出现的。

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中国农民要想提高生活水平，不能靠那捉襟见肘的一亩三分地来实现这个宏大的梦想。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必须实现农民身份的转变——由农民转化为城市人，亦即城市化。城市化过程中或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譬如贫民窟，但任何发展都是有代价的，也非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不能因噎废食。另外，也要考虑到城市化和贫民窟的问题的产生之间并非存在严格的因果关系，许多贫民窟的产生是政府渎职不作为的结果。即使暂退一步，承认二者之间有关联，但如果农民认为生活在贫民窟中比生活在目前的农村更好，那么为何要剥夺他们的选择的自由呢？

中国目前存在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据我个人的接触来看，许多农民工一方面由于收入的限制，一方面出于农民节俭的本性，在城市居住的房屋条件是十分差的，仅能保障日常最基本的居住和饮食需求，这种居住条件可能会比拉美及印度等国家的贫民窟条件好一些，但相比于旁边的正式的城市居民，他们所住的“蚁窝”何尝不是中国版的贫民窟呢？不同的是，中国版的贫民窟是较为分散的，没有外国那种规模罢了。另外，这些农民工，特别是来自中部及东部农村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条件大多远远比不上其农村家中的房子。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挣到钱之后的第一目标就是回家建新房。在目前的安徽，一对年轻人为结婚所准备的新房一般是上下两层共六间的宽敞明亮的楼房，单纯从面积上说相当于上海这种大都市中的别墅。但即使是这样，这些农民工还是会在春节过后立即返回到城市中狭小的蚁窝中继续打工生涯，甚至有人连续多年都不愿回家。为何？因为他们在城市中虽居住在蚁窝，但由于有稳定的收入，就可以消费到在农村中所不能，也无法消费到的生活产品，过一种总体质量远高于农村的生活。农民也是会精打细算的，他们知道在城市中生活得大于失。

另外，如果我们将目光放到西部偏远高度贫困地区的农村的话，也能得到相同的结论。读张立宪编的《读库0904》中马宏杰写的《西部招妻》一文，不难发现目前我国西部地区的农村的生活质量同拉美国家的贫民窟不相上下。相比之下，现代中国大城市中农民工所居住的蚁窝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天堂，这种蚁窝对这些生活极端困难的农民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的。如果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那么他们进城住蚁窝自然无可非议。

吕新雨教授谈贫民窟时也提到一种可怕的现象：失业农民，特别是无地农民毫无理性的涌入，或曰被驱逐到城市中，由于无法找到工作获取收入，只能沦为贫民窟的一员。藉此，吕教授也认为目前中国禁止土地私有并限制土地自由流通具有非常大的正面意义——固定的土地至少能为农民提供最后的保障和归宿。

吕教授的这种观点是许多人共同的想法，但因这种担心所维持的目前中国土地制度的代价就是农民永远被禁锢在少量的土地至上。这些土地，如其制度支持者所言，仅仅能够满足农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如果农民被永远禁锢在土地之上，那么他们就永远无法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享受同城市人一样多的社会财富。没有发展，三农问题也永远无法解决。这是一种极端的不平等——它同户籍制度一起，在每一个人刚出生之时就在其身上贴上“城市人”、“农民”的标签，并为他们定下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终极归宿。另一方面，这种观点可能也含有一定的智力歧视成分——农民群体是不理性的，不会精打细算，会为了短期的、微小的利益而出卖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并挥霍之，进而成为失地、失业的游民，成为贫民窟的预备成员。事实上，此种农民是客观存在的，但只是个别而非普遍现象，大部分的农民还是会有自己的算计的，他们也可以成为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人。真的是好吃懒做不可理喻之人，即使拥有比目前多十倍的土地，也依然会堕入贫困。这种人无论在什么样的制度下都是存在的，不能以此作为反对改革的理由。

另外一种反驳在是：中国农民之所以要把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和归宿，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就该如此，而是因为政府行为的适当和责任的缺失。建国以来的“以农养工”发展道路从农村廉价转移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到城市中去，造成了农村长时间的贫困。同时，社会保障制度仅覆盖城镇居民，而同样在辛苦劳动的农民却无法享有，这是一种极端的不公平和不公正。也正是上述不公平和不公正，造成了农民不得不把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和归宿，以替代他们本该应该平等享有的社会保障福利。这种选择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被不公的制度所强加的。因此，要想避免意外失地的农民沦落到贫民窟，根本的解决之道应该是政府履行其本应该履行的职责，归还农民本应该享有的社会保障福利，将他们从滑落到贫民窟的危险中拯救出来。

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将农民从贫瘠的土地中解放出来，给他们发家致富、获得更好的生活水平的朴素梦想以机会和空间。

昨天收到了主持人鸣之的邮件，想让我作为启明书社的志愿者谈谈与今天讨论主题相关的问题，提供些第一手资料。没太多准备，就简单谈了谈自己对目前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育的问题。

2009年夏，上海交大国际教育学院曾经将一批淘汰的桌椅（淘汰时因为桌椅做得太小，不适合身高体大的外国留学生，其实是几乎全新的桌椅，质量非常好）捐赠给启明书社，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需要的学校捐出去。本来打算将这批桌椅运送到安徽阜阳南塘村的启明图书馆，后来考虑到运输成本太高不划算，就改变计划运到了位于浦东川沙镇的皖蓼农民工子弟学校。我亲自将这批桌椅运送到了这个学校，在卸载完毕后我特意考察了该校的硬件设施，并向校长询问了师资及教学情况。

根据我的观察和了解，该校目前共有约720名学生，13个班级（包括小学部和初中部），28名教职工（教师人数低于28）。该校虽然得到了浦东区政府有关部门的一些支持和帮助，但其硬件设施依然很差：学生多，教室少，教室十分的拥挤；体育活设备缺乏（学校有在教学楼前面有个篮球场，但对小学儿童来说，显然意义不大），更不提其他文化艺术活动条件。软件上，相对于庞大的学生数量，教师数量明显偏少，而且教师水平也较差。综合来看，这种民工子弟学校的总体水平是落后于其学生主要来源地安徽农村的中小学校的。可即便如此，前往这个学校读书的学生依然源源不断，把每个教室都塞得满满的。

目前社会上对我国应试教育批判很厉害，但每当我看到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校的教育现状之后，我都认为应试教育有其正面意义，这在落后的农村特别明显。在落后的农村，由于软硬件的共同缺失，根本不具备开展同城市一样的素质教育的条件。当一个学校没有一间图书室，没有音乐课，没有美术课，没有体育课，大部分老师是初中毕业学历的老教师，让其转向素质教育无疑是缘木求鱼。片面强调一刀切的素质教育，会使得农村学校原本就较差的教学质量继续下降。在目前的教育制度下，农村出来的刻苦读书的学生在面对高考升学时，是可以凭借学习成绩同城市学生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的。应试能力是他们仅有的竞争资源，如果他们连应试能力也不行了，那真的是一无所有了。

农村学校的问题，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会更加严重。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中，城市学校中所有的素质教育在这里是看不到的，而同时传统的农村应试教育在这里也同样不见踪影。学生的流动性强，教学质量地，学校运作盈利性的目的（这在许多农民工子弟学校中很严重），政府教育资源的缺乏（如农村中存在的中小学之间的学科竞赛考试等地方政府提供的教育资源），都使得原本农村教育中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应试教育质量下降。城市的学生可以抛弃应试教育而选择素质教育，但这些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是无法选择的。

 皖蓼小学教室内照片

图中桌椅就是启明书社送去的桌椅，认真看即可发现教室中靠墙一侧是3位小朋友们共用2个椅子。在另外一张图片中可知教室中间是4位小朋友共用3个椅子，中间过道十分狭小，前后排仅仅相连，没有多余的空隙。

我们在农村做图书馆时遇到的农村头等教育难题是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由于大部分青壮年都外出到城市打工，留在农村的一半只剩下儿童和他们的爷爷奶奶，这些儿童即留守儿童，这些老人即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儿童成长过程中所需的家庭亲情环境的缺失。长期原理父母生活，爷爷奶奶往往对独生孙子女加倍溺爱，也无法沟通，造成部分儿童性格发展不健康；其二是狭义的教育问题。空巢老人们自身文化水平有限，大多是文盲，根本无法承担起儿童课堂之外的教育职能，于是儿童们的课外生活也就等同于目前低速泛滥的电视生活了。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出现，使得农民工打工之时能携带自己的孩子一同生活，并让其在这类学校中接受教育。这种做法解决了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中的“留守”问题，保障了儿童成长中所必须的家庭亲情环境。但是，这并未解决儿童的教育问题。由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种种缺陷，这些儿童所接受的教育质量事实上是下降了，而非上升了。

无论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教育是否把人都灌输了“城市生活至上”的错误思想，但要想从本质上改变农民的生活状态，仅靠他们目前所出卖的的廉价劳动力是不行的，必须辅以教育。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代人因为年龄的关系或许已无可挽回，但他们的下一代则必须接受比他们爸爸妈妈更好的教育，否则也只能重复父辈的命运。

下一代人的命运，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认真思考的问题。国人总希望下一代避免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这种想法涉及的领域很多，争议也多，但下一代人应该比上一代人享有更好的教育，应该是人类社会无可争议的共识。

季风在漕溪路百脑汇5楼（天主教堂对面）宽敞明亮的新店

（看到此也心酸，想想上面皖蓼学校小朋友们的教室的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