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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慕馮象先生久矣。在學校讀書時，首先讀的是先生的《政法筆記》，讀後即為其新穎的觀點、清晰的思路和絕妙的文筆拜服。在網上查了先生的資料，知道自己看的是十足的“大牛”的書，自此一發不可收拾。《政法筆記》之後是《木退正義》，再之後是先生翻譯的《聖經》，託朋友從香港帶來新出的《摩西五經》，后又購入《智慧書》，看《創世紀》、《寬寬信箱與出埃及記》、《玻璃島——亞瑟與我三千年》及《貝奧武甫》，除了無法買到的香港英文版CHINA COPYRIGHT外，先生所有的書都收下讀了。讀書時一直沒機會見，沒想到這次能在母校見到，實在高興。

馮先生此次來滬到交大凱原法學院做講座（其實是用2007級本科同學的法制史課堂講的），題目是《爲什麽唱紅打黑？》。從學弟處得到消息，高興不已。週五早晨8點出發，乘一班公交，換三條地鐵，再打車，前後近2個小時才從浦東來到遙遠的閔行交大。校園依舊是熟悉的，雖然迷宮般的E樓已經改名叫做東中院了，但我還是比較順利的找到了4-303教室。

好幾位學弟學妹幫我預留了座位，自己也來得早，否則就要站著了——仰慕馮老師者眾，教室後面站了好多。馮先生在賓凱老師的陪同下靜靜地走進教室。穿著帶MIT標識的冬外套，頭髮已半蒼白，面容祥和，真乃氣度不凡。不過從馮先生的步履看，先生的身體似乎有些讓人心憂，想必是沉重的譯經和研究工作所累的。

馮先生從重慶的打黑和唱紅歌兩件事情說起，談到了職業倫理，談到了學術腐敗，談到了法律與政治。馮先生多從小處著手，逐漸闡述其中的精妙。說到此，就不得不佩服馮先生的觀察力。馮先生能夠從國慶閱兵遊行中展示的科技成果中看出金錢和學術之間的關係，從遊行中的主旋律歌曲的變化來觀察中國政治的變遷和目前的政治生態。像我等凡夫俗子，一提起國慶閱兵都是不以為然的，認為不過是某些人的炫耀而已。但馮先生卻從中看到這麼多信息，怎能讓人不嘆服。

馮先生講了大改50分鐘，餘下的時間都用來提問交流。同學們都很踴躍，提問的機會因而十分寶貴。有數位同學的問題都涉及到職業選擇和職業環境的問題，這些問題也正印證了馮先生的觀點：目前法律人所處的是一個廣而深的腐敗體系，人人難以掙脫。不過我還是希望，能夠多一些同學，踐行先生的理想，堅持學術的理想。

感謝之前並不相識的賓凱老師，把最後一個機會給了我，使我這趟長途跋涉收穫圓滿。鑒於大家已就講座提了許多法律方面的問題，我就提了一個自己在讀先生翻譯的《摩西五經》及其他基本有關譯經的書時所產生的一個疑問：一神教的基督教如何解決“惡從何來”的難題？先生首先糾正了問題中的一個不全面的錯誤，然後做了簡單的解答，指出需要從歷史和信仰兩個方面著手。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不是一時能談清的，但先生的解釋依然是十分認真的。

其實本來還想結合所提的宗教問題，就先生所講的唱紅打黑問題請教先生宗教烏托邦和政治烏托邦之間的比較。但正如賓凱老師所說，先生已經很累了，實在不忍，因而放棄了。能當面請教先生一個問題，偶已經很知足了。

寫到這裡，可能要和法學院的同學們說聲抱歉，在這個法律講座中問了個宗教問題，或許也算是浪費了大家的一次機會。不過我還是想自我“辯護”下。如朱蘇力所言，馮先生是國寶級人物，在法律和聖經兩個領域的研究水平均足以傲視國內學界。但先生最大的成就不是法律，而是聖經研究。馮先生第一個博士是哈佛的中古文學，然後才到耶魯讀的JD。先生自己曾言，哈佛最好的專業就是中古文學——正是先生所讀的，以及研究聖經所涉及的，可知作為一個學者，先生對自己在哈佛的學習中古文學的經歷是十分引以為榮的。馮先生自己也曾多次在文章中表示法律只是工具而已，與大智慧相聚甚遠（說白了就是：法律壓根兒是一門技能或社會經驗，跟走街串巷修傘補鍋一樣，不算學問。見《木退正義》前言）。所以，聽馮先生的講座，最好抓住機會請教文學或宗教問題，那是問者可以獲得最大收穫的領域。

末了請先生在香港牛津版的《摩西五經》和《智慧書》兩本《聖經》譯著上簽名。先生在每本書上都認真簽下“交大留念，馮象”六個字，字體圓潤，有靈動的象形文字的感覺。順便請一學弟用手機幫助與先生合影留念。雖有些模糊，但彌足珍貴。

另從先生那兒得知，下一本《聖經》的譯著將於2010年6月左右出版。雖不足一年，但仍顯無比漫長。

祝先生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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